东帝汶在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仅四个月后，本周由司法机关任命检察官，启动对缅甸军方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责任的调查。据悉，这被认为是东盟成员国首次对另一成员国采取此类司法行动。

该案由受害者团体“钦族人权组织”推动。该组织在提交申诉时表示，希望为缅甸钦族少数民族争取正义，并提及对东帝汶自身争取正义与独立历程的声援。

根据相关安排，东帝汶当局将评估是否对缅甸军方领导人提出指控，其中包括军政府首脑敏昂莱。任何可能的起诉将以“普遍管辖权”为基础，即国内法院可就涉嫌国际罪行的案件行使审理权，而不以罪行发生地或受害者、嫌疑人国籍为限。

在国际司法层面，外界长期关注国际法院在追究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方面的局限性。本周一项覆盖全球23个冲突的研究指出，旨在保护平民的国际法律体系正处于“临界点”，同时也有观察人士对联合国未来提出质疑。

围绕国际刑事法院（ICC），批评者指出其存在选择性起诉、进展缓慢以及执法能力薄弱等问题。数据显示，过去20年该法院审理34起案件，仅作出13项定罪。支持者则认为ICC遭遇不公正的抹黑与针对，并提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对其实施制裁。

与此同时，国际法院（ICJ）可追究国家责任，但不针对个人。ICC与ICJ均在调查缅甸相关案件，但主要涉及政变前针对罗兴亚少数民族的罪行，其中ICC案件部分涉及孟加拉国境内事件。ICC首席检察官于2024年11月请求法院对敏昂莱发出逮捕令，但一年多后仍未作出决定。

在此背景下，普遍管辖权被认为可能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国通过设立叙利亚和缅甸调查机制，为未来在国内、地区或国际法院的起诉收集证据，也被视为对这一趋势的间接回应。

不过，国内法院推进此类案件仍面临多重挑战。尽管许多国家法律允许就酷刑、种族灭绝或战争罪等国际罪行提起诉讼，但往往缺乏调查资金，以及透明的标准或指南。案件启动后，国内法院管辖范围有限，逮捕执行难度较大，高级官员可能依赖外交豁免权或避开可能面临起诉或引渡的国家。对中低层人员的起诉也可能引发政治层面的尴尬。

此外，跨境取证与证人保护往往推高成本并增加操作复杂度，尤其在证人和证据主要位于海外的情况下。罪行规模与复杂性也对缺乏相关经验的国内刑事司法体系构成压力。即便审判推进，受害者仍可能难以获得实质性救济，尽管案件可能具有更广泛的战略或象征意义。

报道同时提及普遍管辖权的成功案例：近十年前，乍得前总统希桑·哈布雷在塞内加尔因国际罪行被判有罪，该案通过普遍管辖权审理，并由民间社会网络推动。

东帝汶的最新举措发生在受害者团体尝试在多个国家寻求司法途径之后。相关尝试包括在阿根廷推动对缅甸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以及在土耳其和德国寻求行动。在亚太地区，律师也曾尝试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提起诉讼。

报道指出，尽管欧洲国家日益运用普遍管辖权追究相关罪行，但其他国家兴趣相对有限。有观点认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虽具备相关法律框架，但在调查战争罪案件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在全球暴行持续发生的背景下，外界呼吁各国除表态支持国际正义外，也应在本国层面展现对调查此类罪行的实际承诺。

本文信息源自The Conversation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