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环境正面临更长期的摩擦风险。自去年所谓“解放日”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多地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引发各国加快调整对外经贸安排，试图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维护自身利益与既有贸易体系。

在此背景下，一些经济体加速推进替代性合作。欧盟与长期搁置的南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达成贸易协议；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深化贸易安排；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也前往北京，寻求建立更紧密联系。

不过，多国推动开放贸易架构的努力面临现实约束。越来越多政府将政策重点转向限制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主导地位，并试图降低对中国在战略性投入品上的依赖范围，涉及医药成分、关键矿产以及对全球产业链至关重要的芯片等领域。

美国仍被视为中国的主要对手，但欧洲及其他地区国家也在重新评估政策工具箱，选项包括关税、国内补贴与出口管制等。相关调整被认为将带来经济成本：若更多国家限制中国商品进口，消费品价格可能上升；制造业企业可能面临更高成本的中国原材料；中国出口商寻找海外市场的难度增加；同时，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出口商也可能在中国市场遭遇限制。

市场人士关注的另一项风险在于，中国可能利用其在部分关键商品与产品上的近乎垄断地位，通过限制供应对相关国家进行反制。文本提到，中国在2010年曾因日本在争议岛屿附近扣押中国渔船船长而切断对日稀土出口；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也因东京对台湾的表态而限制磁铁和矿产供应。

围绕中国制造业与出口份额的变化，外界担忧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比重约三分之一，而1995年约为5%；同期，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从3%升至20%。此外，中国在全球数百种制造产品出口中占比超过50%。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也被视为外部压力来源之一：官方数据为GDP的3.8%，部分分析师估计可达5%。

对于可能的缓和路径，曾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弗尔曼提出，如果北京通过更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降低储蓄、提升消费，或可改善居民福利并提振经济，同时减少对外“倾销”压力。但他同时表示，北京可能追求的目标并非最大化公民经济福利，而是“最大化地缘政治主导地位”。

在华盛顿以外，一些政府也持类似判断，认为中国不仅是在通过出口支撑增长，也在为潜在贸易冲突积累工具。文本援引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一次讲话中的表述称，“我们必须加强国际生产链对中国的依赖，形成对那些人为切断供应的外国人的强大反制和威慑能力。”

文本还提到，去年北京曾促使荷兰政府撤回对荷兰芯片制造商Nexperia的收购，并阻止其位于东莞工厂的芯片出口；同时加强对稀土和磁铁出口的限制。稀土与磁铁被描述为战斗机、潜艇、手机和电动车等产品的关键部件。

在欧洲层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罗姆表示，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进口的反倾销案件已达50起，而2024年仅为7起。欧洲已对中国电动车、太阳能供应链、玻璃纤维、钢制气瓶等产品征收关税或税费。

在美方推动因素影响下，墨西哥去年对未签贸易协定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最高25%的关税，文本称该措施直接针对中国。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显示，自2020年以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出口发起了300多起反倾销调查。

在供应链重塑方面，美国、欧洲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共同优先事项之一，是为关键商品及其他投入品建立替代来源。文本称，拜登政府已启动相关进程，包括通过补贴发展芯片制造能力，并寻求矿产新来源。

但替代来源建设被认为将是缓慢且充满风险的过程。开发稀土磁铁等替代供应需要时间，同时中国可能对尝试建立替代来源的国家采取供应反制。此外，一些潜在合作方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例如拥有丰富镍资源的印尼，未必愿意主动挑战中国。

在美国政策层面，文本认为特朗普的关税与产业保护做法缺乏明确战略，并对潜在盟友采取敌对态度，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在其任期内持续混乱。文本同时指出，即便未来美国与盟友协调重建关键供应链，并更谨慎地运用关税与补贴以支持战略产业，也难以避免由此带来的经济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