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货币曾以点对点方式挑战全球金融秩序，并以“绕开中介、反精英”的叙事吸引早期拥趸。但随着现货ETF、机构托管以及与银行体系更紧密的连接逐步落地，这一资产类别正加速被传统体系吸纳，其最初的反体制气质也随之被稀释。

Callon-Butler在文中将这一变化描述为“革命走向体制”的常见路径：运动在打破旧结构的承诺中兴起，但当规模扩张、资源与合法性成为关键诉求时，往往需要争取风险资本、机构信任与监管空间，从而触发同化过程。她引用美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观点称，“最激进的革命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会变成保守派”。

Callon-Butler还提到，已故音乐人大卫·鲍伊在1999年一次采访中谈及类似现象：互联网在当时呈现出颠覆、混乱与虚无的革命力量，而摇滚乐则逐渐失去曾经的冲击力，最终被主流接纳并产业化，更多成为一种“货币”式的信息载体，而非叛逆的传递者。她表示，这一观察与自己2016年进入加密行业时的感受相呼应——彼时加密货币仍带有互联网早期的反叛能量，而互联网本身在FAANG（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和Google）等巨头主导下已更趋集中化。

在她的回忆中，2016年前后加密行业氛围更偏理想主义与“宽松规则”，吸引了外来者、活动家、自由意志主义者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等群体；与加密货币产生关联本身，常被视为一种姿态化的反抗。受密码朋克传统影响，行业早期倡导去中心化网络以保护隐私、倡导不受既有金融体系参与者左右的主权货币，并强调信息与交易的不可阻断性，同时也将“为长期被传统金融排斥的人群提供工具”视为重要目标。

不过，Callon-Butler指出，行业叙事与讨论场域正在发生变化：从强调自我保管与“成为自己的银行”，转向更强调ETF等产品带来的便利性——投资者可以在不掌握种子短语等技术细节的情况下获得资产“曝光”。与此同时，讨论也从边缘社群转向银行与政府机构的董事会，由“数字资产风险经理”“区块链政策顾问”等角色主导。

她认为，“大众采用”长期以来既是增长指标，也是行业自我验证的目标。早期对大众采用的想象更接近日常支付场景，例如用手机热钱包在咖啡馆购买拿铁；但在她的叙述中，到2026年，批发经纪商TP ICAP（其每年为银行和对冲基金处理高达200万亿美元商品交易）若决定将哪怕1%的交易量通过加密市场完成，其流动性规模将远超零售端“自我主权”愿景所能承载的想象。

Callon-Butler援引a16z年度《加密状态报告》称，2025年被视为加密货币进入主流的一年。她写道，当加密货币成为“值得被保护的东西”时，保护本身往往意味着更偏保守的制度化安排。

她列举了加密货币在主流场景中的可见度变化：在达沃斯，加密议题从几年前的自组织、半合法边缘活动，转向在主舞台占据更核心位置；一些国家元首公开将加密货币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全球大型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也开始将其视为生存层面的威胁。她同时提到，摩根大通、黑石、摩根士丹利等机构正将加密货币（尤其是比特币）作为一种合法、受监管的资产类别进行宣传，并与黄金、股票等传统资产并列；部分上市公司也在资产负债表上配置加密资产。

在应用层面，她写道，稳定币年交易量已超过主要支付网络；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正从加密原生实验走向市场核心基础设施，覆盖基金、国库、结算与抵押品等环节；去中心化金融（DeFi）也越来越容易被传统资产管理者、企业财务与家族办公室理解，而这些机构此前更关注监管明确性与运营成熟度。她提及，美国GENIUS法案与欧洲MiCA等框架使监管灰色地带趋于清晰，市场“越界空间”随之收窄。

尽管如此，Callon-Butler认为，即便加密货币并未取代传统金融体系，其引入的一系列“原始元素”已对传统金融产生结构性影响，包括：可编程价值将信任从机构转向代码；即时结算推动资金进入24/7运行环境；组合性提升金融产品互操作性；自我保管让个人获得更直接的资产控制；智能合约以透明、自动化规则替代部分中介功能；新资产类别扩展可投资范围并降低进入门槛；稳定币推动跨境支付更快、更低成本与更全球化；DeFi则证明借贷、交易、衍生品乃至保险可在不依赖传统“守门人”的情况下运行。

她写道，机构可以采用、监管并“包装”这些元素，但难以将其重新发明。与此同时，历史经验显示，多数新事物最终会被正常化。她的结论是：加密货币或许仍能表达叛逆，但已难以成为真正的叛逆力量。

在她看来，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行业符号的迁移上。以“激光眼”为例，这一模因最初带有挑衅意味，并被用作“比特币将达到100,000美元”的信念号召；而当这一数字“已经来去匆匆”，且该符号被总统使用后，其地下与边缘属性随之减弱。她认为，加密货币已不再令人震惊，正从反文化走向“经典化”，而叛逆往往会迁移到更新、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媒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