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全球移动通信行业曾经历一段被广泛视为“失控”的时期。根据当时行业数据，手机欺诈在一年内造成约6.5亿美元损失。犯罪分子利用电子扫描设备，从空中截取用户电话号码并克隆到其他设备上，导致用户话费账单突然飙升，却往往难以及时察觉，更难在投诉时获得有效回应。

同一年，AT&T开始在纽约地铁、渡轮和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广告，提醒公众警惕手机被盗及相关欺诈行为。这一系列现象在当时并未为移动通信技术赢得正面口碑，反而强化了外界对其安全性和可靠性的担忧。

早期手机曾被视为“高风险技术”

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手机的质疑声持续存在。账单争议频发、欺诈案件增多、各州监管规则分散且难以及时更新，使得不少观察者认为，这项“无线”技术可能带来的麻烦大于其价值。许多对手机持怀疑态度的人，并非出于情绪化反对，而是基于当时可见的风险作出判断。

克隆手机问题在当时尤为突出。欺诈损失逐年上升，手机被视为毒品交易和有组织犯罪的工具之一。报道显示，检察官Roseanna DeMaria离开纽约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后，转而负责AT&T的反欺诈工作。她的团队与杰克逊维尔警方合作，打掉了一个涉及谋杀和毒品贩运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利用克隆手机支撑其犯罪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前后对手机持不信任态度的消费者，并不被视为“反技术”，而是对当时现实情况的反映。

行业技术与监管联动应对

随后，手机行业开始系统性应对欺诈问题。运营商推出新的认证系统，使通话认证代码每隔数分钟更换一次，从而令克隆号码在极短时间内失效。同时，运营商开始对异常使用模式进行标记和拦截。

执法部门也加强了跨州协作。18个州相继通过新的重罪法律，针对相关欺诈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几年的时间内，欺诈损失占行业收入的比例从约4%降至不足1%。

随着安全问题逐步缓解，公众讨论的焦点从“手机诈骗”转向“如何提升通话质量”等技术改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1983年首款商用手机推出约十年后，手机用户数量已超过5000万。随着用户规模扩大，最初的怀疑逐渐被实际使用体验所取代，移动通信的收益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显现。

此后，移动网络逐步成为包括移动银行、网约车应用在内多种服务的基础设施。用户数量从当年的数千万增长至近58亿。回顾这一过程，当初的质疑并非毫无根据，但对技术演进方向和速度的预期明显偏保守。

加密货币被指处于类似阶段

业内人士认为，加密货币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当年“克隆手机”盛行时期的手机行业存在相似之处：黑客攻击、诈骗事件、价格剧烈波动等问题频繁出现，引发外界对其安全性和用途的质疑。

反对加密货币的观点在表述上与30年前针对手机的批评颇为相似，包括“技术过于复杂、普通人难以理解”“成为犯罪活动的工具”“技术尚不成熟”“缺乏实际需求”等。

与此同时，加密货币的使用群体已在扩大。数据显示，约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持有加密货币，约为5500万人，规模接近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手机用户数量。持有者并非集中于技术或金融行业：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女性，建筑工人持有加密货币的比例高于金融服务从业者，55岁以上持有者多于25岁以下人群。这些数据被用来说明，加密货币的使用正在向更广泛人群扩展。

监管与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面对加密货币早期的波动和风险，市场和监管的反应并非简单收缩，而是逐步调整。托管解决方案不断改进，美国在经历多年监管不明朗后，开始出现更清晰的监管框架。

在消费者保护方面，2025年7月签署的《GENIUS法案》被视为一项重要进展。该法案建立了首个联邦层面的稳定币监管框架，要求稳定币发行人以现金或低风险资产按1:1比例为其代币提供支持，接受定期审计，并在发行人破产时赋予持有人优先索赔权。

与此同时，加密货币相关技术正与传统金融服务发生更多交集，被用于现实资产的代币化以及新的所有权证明方式。相关方认为，这一过程有助于缩短公众的学习曲线，推动技术从小众应用走向更广泛场景。

认知差距与信息获取

回顾手机发展历程，1995年对手机持否定态度的怀疑者，并非缺乏理性，而是尚未看到技术应用的全貌。类似的情况也被用于描述当前对加密货币的认知分歧。

调查显示，许多尚未接触加密货币的人，将“不了解其运作方式”作为主要原因。一些行业机构据此推出免费教育资源，旨在帮助潜在用户在参与前获取更多信息。

相关观点认为，无论是对加密货币持好奇、谨慎还是观望态度，将其简单视为“短暂骗局”的空间正在缩小。从历史经验来看，如何理解并掌握新技术，而非单纯排斥，可能会影响不同群体在未来技术应用中的受益程度。

文末署名显示，本文作者为国家加密货币协会主席Stu Aldero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