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全球“规则秩序”出现“断裂”，国际关系正转向大国竞争。

围绕全球秩序的扰动是否意味着旧框架的终结仍未有定论。不过，相关变化被指与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取向有关，并可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深远影响。外界担忧，世界可能失去过去十年在减排与气候治理方面取得的有限进展。

与此同时，影响将以何种方式显现仍不明朗。不确定性一方面加剧担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同路径仍可能出现。在气候风险并未缓解的背景下，各方需要在更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推进气候行动的方式。

长期以来，气候政治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相对稳定的国际规则与制度安排。尽管这一秩序存在缺陷，但其支撑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在内的多边机制，并在能源技术贸易规则、公共与私人气候融资协作框架，以及民间社会与国家互动方式等方面形成了相对明确的边界与预期，从而塑造了气候行动的机会与约束。

不过，相关观点认为，既有“规则秩序”并未带来有效的全球气候合作。卡尼在演讲中提到，在该秩序下“最强者会在方便时豁免自己”。在气候议题上，美国被认为长期构成全球行动的阻力：其较早就将稳定气候视为不愿认真支持的公共产品，且在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中受到维护化石能源利益的力量牵制。

尽管如此，既有框架下仍出现了一些推动气候行动的来源。其一，以欧洲为主的“雄心联盟”持续推动减排议程，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外推进国内行动，并带动一定的技术创新。其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政治经济变化显著降低了风能与太阳能成本。其三，市政、次国家与跨国层面的行动增长，扩大了气候治理覆盖范围，并在部分国家中央层面意愿不足时维持一定动力。其四，公众对气候议题的关注与支持上升，部分原因在于气候影响日益显性化。其五，《巴黎协定》以各国自主贡献汇集为核心的治理架构，使其相较依赖统一集体行动的模式更具韧性，并被认为在2016年美国首次退出时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在新的国际不确定环境下，上述动力是否能够延续并进一步增强全球气候行动，仍存在较多未知。相关讨论指出，卡尼希望在“中等强国”之间催化的合作，可能为“雄心联盟”提供新的空间。尽管其演讲未直接聚焦气候议题，但气候承诺被认为可以成为新秩序的潜在支点，并可能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在气候领导角色上的考量。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与产业动力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完全受当前扰动影响，但其“免疫程度”取决于多项不确定因素，包括未来贸易规则与实践走向、化石能源部门变化，以及围绕关键矿产等资源的竞争与合作如何演变。

在国内层面，相关讨论还关注实验性治理与地方行动能否在美国内部、尤其在各州之间形成抵抗与变革来源，并继续发挥此前在创新与公众支持方面的催化作用。

公众对气候行动的支持在新时期可能呈现国别差异。随着对现状不满加剧并与更频繁、更严重的气候影响交织，相关情绪可能推动右翼民粹主义进一步上升；但负担能力与不平等问题也可能成为争取气候行动与“公正转型”支持的基础。

多边机制方面，《巴黎协定》能否在新的环境中维持其作用同样受到关注。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后，相关讨论提出，部分不愿行动的政府可能被排除在多边努力之外，而愿意推进者可在更小范围内继续前进。

相关观点认为，如果围绕气候变化的“全面全球合作”不再被视为可行目标，那么在每一步都必须让所有参与方一致加入的压力可能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碳与公正转型能够更快实现。即便存在积极路径，也无法保证足够迅速且有效地避免气候变化最严重后果。

在上述背景下，相关讨论强调，气候研究者与行动者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对全球“规则秩序”的依赖：该秩序既未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也未能促进正义；其动荡或许为构建更有效、更公正的全球气候响应提供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