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作者一家接受了临终关怀服务。专业团队每天上门一次，停留大约九十分钟，解答问题、检查病情、处理护理细节，在残酷的现实中提供有限的缓冲。

团队离开后，漫长的空档随之而来。对家属而言，时间不再只是流逝，而更像是一种“暴露”：每一个声响都被视为可能的重要信号，每一处细微变化都像一道需要非专业人士做出的判断——呼吸是否异常、多久翻身一次以避免褥疮、失禁护理是否得当等。在这些安静而漫长的时段，家属最需要的往往不是奇迹，而是一个可以随时提问的对象。

信息压力推动技术介入

在进入临终关怀之前，作者母亲的病情已演变为一个持续升级的信息管理难题。随着心脏和肾脏疾病在生命最后几年不断恶化，医疗过程愈发复杂：多名医生和专科医生参与，大量检查、化验结果和影像资料接踵而至，电话沟通频繁，药物方案不断调整。长期的协调与记录工作主要落在家属身上，稍有疏漏就可能担心错过关键信息。

作者表示，自己常为无法更好管理这些“数据”而感到挫败，包括日期、时间、药物清单等细节。在此背景下，当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工具出现后，他首次获得了一个可以帮助理解医疗信息、整理零散记录的资源。

在实际使用中，这些工具并非依靠某种“神奇能力”，而是在不同情境下扮演不同角色：助理、整理者、翻译者，有时则是一个可以倾诉并获得回应的平静“对话对象”。作者为此建立了多个定制化的GPT模型，分别承担特定任务：

• 一个专门用于药物管理；
• 一个用于起草给医生的清晰沟通信件；
• 一个用于提出那些“看似愚蠢”的问题，即家属觉得自己本该知道、却又不敢开口询问的内容；
• 另一个则作为简易健康档案，用于存储关键细节，帮助在极度疲惫时迅速“找回全貌”。

作者认为，在一个人员、系统和指令都可能频繁变化的医疗环境中，这个由多个AI工具组成的“小团队”反而显得相对稳定。无论何时，只要思绪混乱、难以将杂乱无章的想法转化为清晰语言时，这些工具都可以被调用。

意外的情感支撑角色

在使用过程中，AI还承担了作者此前未曾预料的情感支持功能。作者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类似“照护者心理治疗师”的角色，用来表达情绪，包括内疚感，并从中获得反馈。作者清楚这背后是算法运作，但仍然感到这种互动带来了真实的安慰。

工具局限与使用前提

作者同时指出，这一类工具并不完美，也存在外界常提及但不总被公开讨论的问题：

• 有时会给出错误信息；
• 可能在电子表格中遗漏某种药物；
• 可能漏掉清单上的项目；
• 在被询问时，可能“记不起”某位医生或某项细节。

因此，在护理场景中使用AI时，作者强调必须反复核对，尤其是涉及药物、提醒和时间安排的内容。其建议的使用方式是，将AI视为一个知识面广但偶尔不可靠的“朋友”，而非可以完全托付的权威来源。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作者认为AI带来的差异仍然明显。它并非替代爱或情感投入，而是接手那些不必消耗照护者最后一点认知精力的事务性部分。

从病中到身后：角色的转换

在母亲去世后，AI在作者生活中的角色再次发生变化。它从医疗与护理辅助，转为葬礼和追悼安排的“项目经理”。

在这一阶段，AI帮助作者：

• 思考葬礼的实际安排细节，例如约30人的餐饮和相关费用；
• 整理悼词，将零散的语音备忘录、未成形的故事以及预期的语气，整合成一篇结构完整、有起伏的致辞。

作者表示，在极度悲痛、难以进入“最佳写作状态”的情况下，这种协助尤为重要。

作者还提到，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对照组”：其父亲在大约三至三年半前去世，时间点恰在AI工具广泛普及之前。与当时相比，他认为这一次在母亲临终阶段的整体体验“天壤之别”。在他看来，这些工具并未让过程变得“轻松”，但在一定程度上让所有相关的人，包括病人本人，保留了更多的尊严。

减轻的是负担，而非悲伤

在作者的描述中，“尊严”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或情绪的平滑轨迹，而是指在高度混乱的处境中，仍能保持在场，不被信息和事务完全淹没。例如，能够直视母亲的眼睛，专注当下，而不是被脑中不断旋转的念头牵走，反复确认自己是否记录了某个可能“改变一切”的细节。

作者认为，AI带来的最大价值并非具体答案，而是“空间”：

• 思考的空间；
• 呼吸和缓冲的空间；
• 稳住自己的空间；
• 陪伴母亲的空间，而不是完全陷入琐事和恐惧之中。

在他的叙述中，悲伤本身依然不可避免，需要眼泪、记忆、爱，以及在当下并不一定被自觉为“勇气”的承受力。同时，悲伤也伴随着大量文书工作、电话、截止日期，以及在几乎难以组织语言的日子里仍需做出的决定。

作者总结称，AI并没有承担悲伤本身，而是接过了围绕悲伤的一部分事务性重担，使他在承受丧亲之痛的同时，能够以更有尊严的方式照护母亲，随后也照护自己。

文末署名显示，埃德温·恩德里奇（Edwin Endlich）现任全国金融素养与包容联盟主席，并担任Wysh首席市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