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联合发起“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号召全球最富有的人士公开承诺，在有生之年或身故时捐出至少一半个人财富。当时，科技行业迅速造就大批亿万富翁，巨额财富如何影响社会开始成为公共议题。巴菲特当年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提到，“我们谈论的是数万亿美元的财富积累”。此后，这一规模的财富确实出现，但与之相匹配的捐赠规模并未如预期般扩大。

财富高度集中，“捐赠承诺”吸引力下降

多项数据表明，财富正进一步向顶端集中。美国方面，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的财富总量，大致相当于底层90%家庭财富的总和，为美联储自1989年开始追踪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集中度。全球范围内，自2020年以来，亿万富翁财富总额增长了81%，达到约18.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全球约每四人中就有一人经常面临食物不足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小部分极富阶层正在重新审视——甚至考虑放弃——这一自愿且无法律约束的“捐出一半财富”的公开承诺。

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捐赠承诺”的新增签署者数量持续下滑。项目启动后的前五年，有113个家庭加入；随后五年新增72个，再之后五年为43个，而截至2024年全年，仅有4个家庭签署。

目前的签署名单中仍包括山姆·奥特曼、马克·扎克伯格及其妻子普莉希拉·陈，以及埃隆·马斯克等全球知名企业家。但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这一“俱乐部”的号召力正在减弱。投资人彼得·蒂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这个团体“真的已经失去活力”，并称“人们加入的意愿明显降低了”。

理想主义退潮与硅谷价值观之争

过去十多年间，硅谷关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话语逐渐失去吸引力。早在2016年，HBO剧集《硅谷》对科技行业反复宣称“改变世界”的自我叙事进行了讽刺。据该剧编剧之一克莱·塔弗回忆，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公关部门此后甚至要求员工避免再使用“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类表述。

资深科技投资人罗杰·麦克纳米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他曾询问《硅谷》创作者迈克·贾奇对行业的核心判断。贾奇当时表示，他认为硅谷正处于一场“巨大战斗”之中，一方是史蒂夫·乔布斯一代所代表的“嬉皮士价值观”，另一方则是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受安·兰德影响的自由意志主义价值观。

麦克纳米则直言，早期进入这一行业的人中，“有些人确实是抱着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想法而来”，但结果是“有些事情变好了，有些事情变糟了”，与此同时，“自由意志主义者接管了，他们根本不关心对错，只关心赚钱”。他认为，十年之后，这一自由意志主义阵营中的部分人物已经进入政府决策层。

在科技界日益壮大的自由意志主义派系看来，“回馈社会”的传统框架本身就存在问题：创办公司、创造就业、推动创新本身即是对社会的贡献，而在此基础上再叠加慈善义务，至多是一种社会惯例，最糟则被视为“披着美德外衣的勒索”。

蒂尔鼓励撤回承诺，部分富豪悄然退出

彼得·蒂尔本人从未签署“捐赠承诺”，且据报道对比尔·盖茨评价极低。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自己曾私下鼓励大约十几位签署者撤回承诺，并“温和地推动”一些犹豫不决的人正式退出。

蒂尔称，他接触的大多数签署者“至少表达过对签署承诺的遗憾”，并将“捐赠承诺”形容为一个“与爱泼斯坦有关的、虚假的婴儿潮一代俱乐部”。

报道举例称，蒂尔曾劝说埃隆·马斯克退出，理由是如果不退出，其资金将流向“由盖茨选择的左翼非营利组织”。2024年中，Coinbase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特朗在未作公开说明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承诺信从“捐赠承诺”网站上撤下。蒂尔表示，他随后向阿姆斯特朗发去祝贺。

蒂尔还表示，那些仍留在公开签署名单上的人士，感到“有点被勒索”——在舆论高度关注下，他们很难公开否认这一本质上不具约束力的承诺。

不过，这一说法与部分科技富豪的公开行事风格并不完全一致。报道指出，马斯克对维护自身公众形象兴趣有限，目前在美国公众中的整体评价趋于负面；扎克伯格则在经历近十年持续的监管和舆论压力后，反而表现得更为强势。

基层筹款激增与慈善路径分化

在顶层财富与慈善承诺博弈的同时，普通民众的筹款需求也在上升。众筹平台GoFundMe的数据显示，去年用于房租、食品、住房、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筹款活动同比增长17%。平台上最常见的关键词包括“工作”“家”“食物”“账单”和“照顾”等。

去年秋季，美国联邦政府停摆43天，食品券发放一度中断，与此相关的筹款活动在平台上激增六倍。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对CBS新闻表示，“生活成本在上涨，人们在挣扎，他们因此向亲朋好友寻求帮助”。

这些趋势与大型慈善基金会董事会的决策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目前仍有争议，但时间上的重合引发关注。

有观察指出，应将“捐赠承诺”的命运与整体慈善事业区分开来。一些科技界最富有的人士仍在进行大额捐赠，只是更倾向于通过自建平台、围绕自定议题，以更具自主性的方式开展。

科技富豪调整慈善重点

2026年初，陈·扎克伯格倡议（CZI）宣布裁员约70人，占员工总数的8%。该机构表示，此举是其从教育和社会正义领域转向优先发展Biohub网络的一部分。Biohub是一组分布在多个城市的非营利生物学研究机构。扎克伯格在去年11月表示，“Biohub将成为我们未来慈善的主要焦点”。

从公开信息看，CZI的调整更像是慈善策略的重组，而非全面收缩。扎克伯格夫妇此前通过“捐赠承诺”表示，将在一生中捐出其99%的财富。

并非所有早期发起者都在重新界定承诺。盖茨去年表示，计划在未来20年内通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出几乎所有剩余财富，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并计划在2045年12月31日永久关闭该基金会。他引用卡内基的名言称，“死时仍富有的人是可耻的”，并表示自己决心不以富有之身离世。

历史对照与“道德承诺”的变迁

历史上，财富曾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原始镀金时代”达到类似集中度。当时，财富再分配主要通过反托拉斯立法、联邦所得税、遗产税以及新政等政策实现，这些措施背后是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一整套发挥作用的制度，包括国会、媒体和监管机构。报道指出，如今这些制度环境已与当时大不相同。

乐施会在2026年发布的全球不平等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新增财富的规模，足以向地球上每个人发放250美元，同时仍可令最富有群体的财富净增逾5000亿美元。与此相对，多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网络正面临削减压力。

巴菲特从一开始就强调，“捐赠承诺”只是一个“道德承诺”，既无法律强制力，也无直接后果，更多依赖个人自律。该承诺在推出之初，被视为反映当时时代精神的一项象征性举措。

如今，蒂尔将继续留在签署名单上形容为一种“胁迫”，而这一观点本身被主流媒体视为值得重点报道的对象，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前时代关于财富、责任与公众期待之间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