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鸟类数量已出现“数十亿只”的净减少。多项研究将鸟类种群下滑与污染、化学品使用以及栖息地的物理变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最新研究进一步指出，在人类活动影响更为集中的区域，鸟类减少不仅持续发生，且下降速度正在加快，农业景观变化显著的地区尤为突出。

基于长期监测数据的最新发现

一项发表于《科学》的研究使用“北美繁殖鸟类调查”（North American Breeding Bird Survey）数据，对1987年至2021年间美国本土261个物种的种群变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整体而言鸟类数量平均下降约15%，相当于1987年每6只鸟到约三十年后减少为5只。

研究还发现，近一半物种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其中下降较明显的包括普通鹩哥（Common Grackle）、欧洲椋鸟（European Starling）和红翅黑鹂（Red-winged Blackbird）。

“北美繁殖鸟类调查”是历史最悠久的野生动物监测项目之一。自1969年以来，受训志愿者在美国和加拿大数千条固定路线开展鸟类计数，主要集中在繁殖季节。由于覆盖时间跨度长、范围广且涉及物种多，该调查为评估鸟类种群长期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下降加速的空间分布：农业强度较高地区更突出

与以往主要关注“种群是增是减”的研究不同，上述《科学》论文进一步检视了趋势本身是否在“加速或减缓”。研究指出，在部分地区，鸟类数量的年度损失幅度出现逐年扩大，即下降速度加快。

从空间分布看，损失最严重的区域位于美国南部，这一结果与此前将鸟类减少与温暖及变暖地区相联系的研究结论一致。研究提到，一些物种在高温条件下面临更大压力，或出现向更凉爽区域迁移的情况。

此外，中西部、加利福尼亚以及中大西洋部分地区被识别为鸟类减少“加速”的突出区域：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呈下降的种群，如今的下降速度较三十年前更快。

研究认为，这些加速下降的区域具有共同特征——集约农业占比高。研究团队以调查点周边耕地面积、化肥施用与农药使用等指标衡量农业强度，并报告称农业强度较高的地区更可能出现鸟类减少加速的现象。

研究讨论的可能机制：景观变化与化学压力叠加

研究指出，现代农业会显著改变景观结构：大面积耕地替代多样化栖息地；除草剂和农药减少了鸟类依赖的杂草与昆虫资源；重型机械作业与栖息地多样性下降也可能限制筑巢机会。

研究同时表示，难以在现有数据中区分究竟哪些农业实践对“加速下降”最为关键，因为化肥使用、农药施用与土地利用变化往往同时发生，多个压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

不过，文中援引既有研究指出，较高的农药使用与鸟类数量减少存在关联，影响既可能来自直接毒性，也可能通过昆虫猎物减少产生间接效应。

研究还提到，农业强度与温度变化可能相互强化：农业景观通常缺乏遮荫树木，相较自然区域更易升温，从而可能加剧与气候相关的鸟类压力。

加速趋势的意义：作为生态变化的预警信号

研究认为，种群下降“加速”可被视为鸟类健康状况的早期预警信号。相较于稳定下降，逐年加剧的损失意味着恶化速度更快。对加速趋势的监测有助于在种群降至更低水平前识别新出现的热点区域，为保护行动提供更早的信号。

研究同时强调，鸟类在生态系统中具有控制害虫、传播种子等作用，且由于监测体系相对完善、对环境变化敏感，鸟类种群变化常被用于指示更广泛的生态变化。

研究提到，美国约40%的土地用于农业，农业景观的管理方式将对多种鸟类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论文同时指出，农业工人也更可能暴露于与生态系统压力相关的化学品，关于农药暴露健康影响的研究正在增加。

研究最后指出，生物多样性对土地管理变化的响应可能较快；当栖息地得到恢复或化学压力减轻时，鸟类与昆虫在数年内回归的情况并非罕见。研究团队据此认为，除关注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幅度外，也需要关注变化是否在加速，以更清晰地识别野生动物所承受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