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银行业数字化推进，越来越多零售分行被关闭。新加坡管理大学（SMU）金融学助理教授杨瑜与合作者的一项研究发现，实体分行的退出可能带来隐私与安全层面的外部影响：分行关闭与身份盗窃、骚扰电话及网络钓鱼等对抗性活动上升存在因果关系。

该论文题为《重大身份盗窃：数字化的隐私成本》，通过准自然实验识别分行关闭的影响。研究写道，分行关闭会增加身份盗窃事件，且在“更脆弱的社区”表现更为突出；与身份盗窃相关的骚扰电话和网络钓鱼攻击在分行关闭后也有所增加。论文已发布于SSRN，并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金融研究网络（ANU-FIRN）银行与金融稳定会议2025年最佳论文奖。该年度会议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澳新金融经济学研究者金融研究网络（FIRN）联合主办。

研究团队由三位学者组成，除杨瑜外，合著者还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魏志深，以及悉尼科技大学金融高级讲师潘凯。研究使用美国多个来源的数据，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消费者哨兵网络的都市统计区（MSA）数据，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发布的银行分行数据。研究人员表示，即便纳入当地环境因素及银行网络安全投入等变量，分行关闭与身份盗窃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成立。

在结果层面，研究发现分行关闭较多的MSA确实出现更多身份盗窃案件。研究所指的身份盗窃被描述为最常见的数据隐私问题之一，涵盖信用卡欺诈和未经授权访问银行账户等犯罪。研究还利用带有地理标签的消费者投诉进行追踪，显示在分行关闭后，该银行本地客户的身份盗窃投诉显著增加，增幅相较于同一县内其他消费者与其他银行更为明显。

关于分行关闭后的行为变化，杨瑜在接受SMU研究治理与管理办公室（ORGA）采访时表示，实体分行关闭后，消费者不仅失去办理存支票等业务的线下场所，也可能被迫更快进入数字化渠道。研究团队的测算显示，分行关闭后约82%的客流量不再出现，只有少数客户转向附近分行；与此同时，这些客户在该银行移动应用及其他非银行移动应用上的使用时间显著增加。研究认为，在线时间增加从结构上提高了身份盗窃风险，并带来其他“隐性成本”。

研究还量化了部分外溢影响：在分行关闭后，某县接到的骚扰电话数量每月上升23.7%，其中包括由低成本程序自动拨打的“机器人电话”。研究同时指出，网络钓鱼攻击也有所增加。

在对分行功能的讨论中，杨瑜表示，分行关闭带来的成本可能尚未被充分纳入决策考量。她指出，隐私成本不仅涉及数字安全，也包括“失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点”，而银行柜员在识别可疑活动、提醒客户方面的“个性化保护”难以被数字系统完全复制。她认为，银行分行的社会价值可能超出其直接盈利能力，尤其对不熟悉数字技术的人群而言，分行可发挥一定的保护缓冲作用。

尽管研究基于美国数据，杨瑜表示，数字化增加身份盗窃风险的发现具有一定普遍性，对同样面临分行关闭与网络犯罪上升压力的地区（如新加坡）具有参考意义。她并呼吁政策制定者考虑更好激励银行在高风险地区（例如老年人集中的区域）维持一定实体存在，推动更渐进的数字化过渡，并促使银行与政府投入更具针对性的消费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