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晚间，一位丈夫在厨房为9岁的孩子找零食，随后陪孩子洗漱、读书、点晚餐，之后又在笔记本电脑前继续工作到晚上9点。与此同时，妻子在收拾厨房、卸洗碗机。她意识到，一方面，伴侣在家庭中的参与度很高；另一方面，所谓的“第二班”已经不再只是女性的负担，而是让所有父母都感到疲惫的共同现实。

“第二班”的概念正在变化

“第二班”一词由社会学家阿莉·罗素·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1989年提出，用来描述女性在结束有偿工作后回到家中，继续承担做饭、洗衣、接送孩子等无偿劳动的现象。三十多年前，这种性别分工相对清晰。

当前情况则更为复杂。越来越多的家庭默认夫妻双方都应在职场保持进取心，同时在育儿上深度参与。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父亲在育儿上的参与度已翻倍，育儿被认为是性别差异最小的家庭领域之一。

然而，受访的许多夫妻都表示感到精疲力竭。家庭中的总工作量并未减少，而是被叠加起来。母亲在承担“精神负担”方面的角色依然突出，但父亲也同样感到疲惫。

精神负担仍高度集中在母亲身上

在家务分工更趋平均的同时，许多家庭仍将“高层决策型”的育儿职责主要放在母亲身上。谁负责记得孩子的足球训练时间？谁安排吉他课和辅导课？谁注意到该给孩子换新运动鞋？这些往往由承担精神负担的一方负责。

传统观念中，母亲被视为主要照料者。但最新研究显示，男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感较以往几代人更强。一方面，他们被期待成为积极参与、不会错过孩子比赛的父亲；另一方面，职场仍要求他们在工作中保持高度投入。

社会舆论鼓励父亲更多参与家庭，但职场文化并未同步调整，为此预留足够空间。这也是许多父亲在孩子入睡后继续加班回复邮件的原因之一。远程办公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灵活性，但也被不少人视为制造了新的压力来源。

远程与混合办公模糊了“下班”界限

新冠疫情推动数百万人转向远程或混合办公模式时，外界曾普遍认为弹性工作时间将缓解家庭与工作的冲突。现实中，这种模式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暴露出新的问题。

通勤时间的消失意味着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过渡被压缩甚至消失，原本的“缓冲区”不复存在。工作时间向深夜延伸，工作内容进入卧室和床边，家庭空间与办公空间高度重叠。

在这种环境下，“拥有一切”逐渐演变为“同时做所有事”。父母希望在家庭内部实现更高程度的平等分工，但对“工作上的平等”应如何体现，讨论相对不足。结果是，育儿责任在夫妻之间更平均地分配了，但工作岗位仍要求员工几乎全天候在线。

孩子依然需要吃饭、洗澡和陪伴，工作岗位仍假定员工拥有充沛且可随时调用的精力。许多父母因此在同一时间段内承担两份工作，倦怠感随之加剧。

Z世代对“第二班”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这种背景下，“第二班”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仅仅是性别议题。许多千禧一代父母已感到身心俱疲，而Z世代员工则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

据CNBC今年早些时候的报道，Z世代被认为是当前职场中相对更为“快乐”的一代。报道指出，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更清楚自己在工作中不愿接受什么：他们强调灵活性、心理健康支持以及个人生活边界的清晰划分。

这一代人并不把“拼命工作”视为身份认同的核心。他们从小看到父母在家庭假期做报告、在孩子比赛时回复客户邮件，对这种成功模式持保留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消耗精力的生活方式。

因此，Z世代更倾向于在工作上划定明确界限，对名义上的“灵活工作制”保持警惕。例如，一些企业在宣传灵活制度的同时，仍在晚上9点向员工发送邮件并期待即时回复，这类做法正受到质疑。

报道指出，如果企业希望留住员工，尤其是父母群体，需要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灵活性，包括明确规定下线时间、限制每日会议数量，以及由管理层以身作则按时下班等。

企业面临留人挑战

在“第二班”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一些父母不仅在工作中感到疲惫，还选择以离职作为回应。有企业已经观察到，大量千禧一代和X世代员工因难以同时应对家庭作业、即时通讯工具信息和工作任务而离开岗位。

与之相比，Z世代员工更不愿接受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的工作安排。如果企业不调整对父母和照护者的期待，不承认他们在一天结束时需要“切换状态”，则可能在未来失去整整一代员工。

在当前讨论中，“从工作中恢复”被重新视为一种基本需求。报道指出，那些雄心勃勃、同时重视生活质量的员工，正在通过选择和行动向企业展示，真正的灵活性和边界管理对于留住人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