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承认使用人工智能撰写书评

一名作者兼自由记者近日承认，在为《纽约时报》撰写书评时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引发业界对批评写作伦理的讨论。

这篇由 Alex Preston 撰写的书评发表于 2026 年 1 月，评论对象是 Jean-Baptiste Andrea 的小说 Watching Over Her。有读者发现，该文与 Christobel Kent 早前在《卫报》发表的同书书评存在相似之处，包括短语乃至整段文字，并向《纽约时报》举报。

在读者指出两篇书评的重合后，Preston 对《卫报》表示，他对此“非常尴尬”，并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纽约时报》终止合作 并发布编辑说明

《纽约时报》随后与 Preston 终止合作，理由是他“依赖人工智能并使用了未注明出处的他人作品”，这一做法被该报认定为“明显违反《纽约时报》标准”。

涉事书评的线上版本目前已在正文前加注编辑说明，向读者说明情况，并附上《卫报》相关书评的链接。

Preston 向《卫报》发表的道歉声明在业内引发进一步质疑。声明中，他将重点放在未能识别并删除人工智能生成文本中与他人书评“重叠”的部分，而对使用人工智能本身着墨较少。他写道：“我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处理自己写的书评草稿时犯了严重错误，且未能识别并删除人工智能插入的与另一篇书评重叠的语言。”这一表述被解读为暗示：如果删除了这些“重叠”内容，问题似乎就不复存在。

有学者指出，争议的核心不只是评论家是否应更隐蔽地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人工智能介入批评写作本身的伦理问题。

批评写作被指“难以外包”

多位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难以替代批评写作的核心功能。

评论家 Jane Howard（同时也是 The Conversation 的艺术与文化编辑）曾撰文指出，优秀的批评“在其复杂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每篇书评都与该艺术作品的其他书评以及评论家自己写过的其他书评形成对话”。

相关观点认为，评论家的职责并非简单概述或重新包装艺术作品，而是参与围绕艺术展开的持续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发生在评论家与艺术家之间，也存在于评论家与读者之间。评论家对作品的情感与智力投入，以及对意义的理解和转述，被视为其作为中介者角色的核心，而这一角色被认为“深具人性”。

有学者强调，信息层面的工作或许可以外包，但情感投入和个体视角无法被替代。评论家的判断被视为建立在其长期阅读、观看、聆听和个人经历基础上的独特视角之上。

艺术与人工智能：争议不断

围绕人工智能在艺术与出版领域的应用，近年争议频发。一方面，有观点强调人工智能在功能性用途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警告其对气候的潜在影响，并对其介入创作表达表示担忧。

2026 年 3 月，作家 Mia Ballard 被指在创作恐怖小说 Shy Girl 时使用人工智能。该书随后在英国被撤稿，美国的出版计划也被取消。据《卫报》报道，质疑主要来自 Goodreads 和 Reddit 等平台的读者，他们认为书中部分文本呈现出人工智能生成的特征。

更早之前，2023 年，德国艺术家 Boris Eldagsen 在获奖后公开表示，其摄影作品 The Electrician 实为人工智能生成，引发广泛讨论。2025 年，首位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女演员” Tilly Norwood 出现，关于这类“合成演员”究竟是创作工具还是对人类创作者的威胁的争论随之而起。

同样在 2025 年，部分作家表示“震惊”，原因是他们发现自己的作品被 Meta 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

有评论指出，如果上述事件背后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的角色是什么？”，那么此次《纽约时报》书评事件则进一步提出了“评论家的责任是什么？”这一问题。

“无言契约”与读者信任

在澳大利亚，艺术批评被形容为“细分中的细分”。据 Jane Howard 的研究，当地批评领域规模有限，多数评论家都有其他全职工作，并与其评论对象在职业和私人层面保持密切关系。

作家 Gideon Haigh 等批评者认为，这种结构导致了一种文学学者 Emmett Stinson 所称的“过于友好”的批评文化。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面向公众的批评以“慷慨”为基础，公众评论家对作家和读者均负有责任。作家通常可以合理预期，当一篇书评对其作品的成败与抱负作出总结时，评论家至少已经认真阅读并思考了该作品及自身的反应。

在这一视角下，当评论家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尤其是当专业评论家将评估工作部分外包给人工智能时，被认为打破了评论家与作家、读者之间的“无言契约”。

有观点担忧，此类事件预示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前景：读者通过文学建立社群、培养同理心的机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工智能介入所削弱。

澳大利亚文学学者 Julieanne Lamond 曾指出，当评论家写书评时，必须“赤裸裸地”写——以个体读者的身份，面对公众对其判断的检验。她认为，评论家处在作家与潜在读者之间契约关系的中心。

批评被视为一种文学形式

在部分学者看来，批评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种文学形式。澳大利亚作家、剧作家及评论家 Leslie Rees 早在 1946 年就提出，优秀的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真实且富有创造性的服务”。

面向公众、以新闻形式发表的流行批评与学术批评虽属不同领域，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两者对读者的义务具有共通之处：一是如实、真诚地表达对作品的看法，二是将读者引入更广泛的文学对话。其中，“诚实”被视为共同的底线，而在当前语境下，这种诚实也被认为应包括对人工智能使用情况的透明披露。

法国学者 Phillipe Lejeune 在自传研究中提出“自传契约”概念，用以描述回忆录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读者在作者承认自身偏见与主观性的前提下，将其叙述视为真实。

有观点认为，类似的契约同样适用于评论家与读者之间。读者有理由相信，他们所阅读的书评确实出自评论家本人之手。

文学代理机构 Liza Dawson Associates 的代理人 Hannah Bowman 近期在谈及图书行业时表示，不信任是该行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她认为，在出版过程中，所有参与方都必须在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上保持透明和清晰，尤其是在创作环节。

在这一背景下，Preston 未披露其使用人工智能的事实，被认为不仅令其个人陷入尴尬，也损害了读者对书评及相关媒体的信任。

Bec Kavanagh 为墨尔本大学出版与创意写作高级导师。本文根据其发表于 The Conversation 的文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