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部分企业领袖在与总统立场出现分歧时曾公开与其拉开距离。近期围绕移民执法行动的争议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发酵，被认为凸显了美国企业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对公共议题表态方式的变化。
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多家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公开场合大多保持低调，尽管政府在自由贸易、移民政策以及对联邦储备系统的态度等方面的举措，均与不少企业的经营环境密切相关。
在明尼苏达州，联邦执法行动引发的争议将企业界的沉默推至聚光灯下。1月24日，联邦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压制并射杀37岁的抗议者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y）次日，包括Target、Best Buy、3M和General Mills在内的60家明尼苏达本地公司CEO发布联合声明，呼吁“立即缓解紧张局势”，并呼吁执法机构“共同努力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
该联合声明称，“我们州面临的近期挑战造成了广泛的混乱和悲惨的生命损失”。在此之前，另一名未持武器的女性Renee Good也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联邦特工杀害。
与此同时，Target即将上任的CEO迈克尔·菲德尔克（Michael Fiddelke）另行发表声明，但未提及普雷蒂、古德或联邦执法行动。他表示，“发生的事情不仅影响我们作为一家公司，也影响我们作为Target内部的人、邻居、朋友和家人。”
上述表态在舆论场引发反弹。一些声音认为相关回应过于温和，并指出声明未直接提及普雷蒂和古德的姓名。报道还称，截至目前，2026年已有至少8人在联邦特工手中被杀或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期间死亡。
在更广泛的企业界层面，外界对CEO公开发声的压力上升，但整体仍未出现更大范围的集体表态。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周六在白宫参加了梅拉尼娅·特朗普纪录片的VIP放映；他在内部信息中表示对明尼阿波利斯事件“感到心碎”，并称“是时候缓和局势了”。据报道，苹果员工对库克参加放映感到“愤怒”。《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缓和”已成为美国CEO们的“安全词”。与此同时，抗议者正组织罢工和商业抵制。
报道指出，美国企业长期倾向于避免卷入政治，以维持中立形象。但在过去十年美国政治分裂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在是否回应公共议题上面临两难。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临床副教授艾莉森·泰勒（Alison Taylor）表示：“没有好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泰勒还称，企业近年来从担心自由派消费者反弹，转向担忧保守派抵制；而当前不少公司的更大顾虑是被特朗普政府“盯上”。她表示，相关风险并非理论层面，政府可能通过公开羞辱、诉讼以及关税等经济杠杆施压，并在行业政策上作出取舍。
报道同时提到，特朗普曾表示不惧动用行政权力对付其认为的对手或过于“觉醒”的对象。为维持关系，一些企业高管选择与政府保持友好互动。去年特朗普就职典礼上，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等科技公司CEO出席。派拉蒙与迪士尼分别作为CBS新闻与ABC新闻母公司，支付数百万美元和解诽谤诉讼；Meta因1月6日暴乱后封禁特朗普账户向总统支付2500万美元；亚马逊近期支付3000万美元购买关于梅拉尼娅·特朗普生活的纪录片。
第三方策略智库及咨询公司执行董事伊丽莎白·多蒂（Elizabeth Doty）表示，政府声音在州与联邦层面被极大放大，以至于当派拉蒙和Netflix讨论收购华纳兄弟时，舆论关注点会转向“Netflix是否有白宫问题”。她称，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出现了向“忠诚与效忠，而非规则和企业竞争”转变的高层变化。
报道回顾称，在2010年代及2020年代初期，不少企业曾尝试与黑人生命至上、LGBTQ+权利和气候行动等议题保持一致。2017年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集会后，特朗普称“两边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人”，部分CEO开始公开与其保持距离；随着气候议题升温，企业承诺推进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后，多家企业发布支持黑人生命至上的声明，并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推进多样性与包容性；1月6日暴乱后，一些公司宣布暂时停止政治捐款和支出。
不过，报道指出，即使在特朗普连任之前，企业立场已出现调整。反对“觉醒”政治的保守运动推动多州限制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倡议的法律生效；社交媒体上的保守派抵制也引发对百威啤酒和Target等品牌的反弹，一些企业低调缩减了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设立的多样性团队。
在政府与企业关系方面，报道提到，上周特朗普通过私人律师对摩根大通及其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提起诉讼，指控其在国会大厦暴乱后“断供银行服务”。该诉讼紧随戴蒙为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辩护之后提出。报道还称，特朗普司法部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戴蒙表示削弱美联储独立性“不是好主意”，特朗普随后回应称“我所做的没问题”。
多蒂则表示，围绕明尼苏达事件等问题是否发声的权衡，不仅关乎安抚消费者与员工或应对联邦政府压力，也涉及更基础的制度环境。她称，正当程序、法治、公民空间和遵守宪法是企业所需环境的基石，并提出更大的选择在于经济运行是建立在“忠诚与效忠”之上，还是建立在制度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