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与以色列首次对伊朗实施轰炸后的数日内，金融市场普遍将相关经济影响视为短期扰动。一名美国基金经理在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被空袭击毙后表示，油价长期上行属于“尾部风险”，并称历史上类似地缘政治冲突往往持续时间不长。
多家机构当时也向客户传递了相对温和的判断。高盛称预计冲击为暂时性扰动，并指出油价全年可能回落但风险偏向上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则认为原油价格或被限制在每桶约80美元，并称在“政权生存挣扎”的背景下，伊朗有动机保持回应克制。
不过，三周后，冲突可能演变为持久战争的预期开始引发更广泛的经济担忧。油价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欧洲天然气价格翻倍，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球消费者面临生活成本上升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等央行警告称，战争可能对通胀产生实质性影响，并削弱全球增长。
法国兴业银行高级分析师阿尔伯特·爱德华兹表示，市场普遍认为战争将很快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但他认为风险“不对称”，滞胀可能打破市场的自满情绪。
随着冲突延宕，影响逐步外溢至实体经济层面：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加重司机负担，航班取消与旅行中断加剧，被描述为自新冠疫情以来最严重的旅行扰动之一。
欧洲重工业的压力尤为突出。相关企业仍在消化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能源价格冲击的余波。亨茨曼对《卫报》表示，其位于英格兰东北部蒂赛德的工厂面临风险；德国巴斯夫正在提高价格。作为石油工业重要副产品的化肥成本也出现急升，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令全球农民承压，并为食品价格上行埋下伏笔。
在能源供应与运输方面，伊朗威胁通过反击将油价推高至每桶200美元，目标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航运，以及中东各地炼油厂和管道。伊朗导弹袭击了卡塔尔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加工设施拉斯拉凡。分析师警告能源市场正走向“末日”情景。
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的信息传递被认为较为混杂。特朗普一方面宣布战争“胜利”，另一方面又称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或需要“进一步”行动。市场人士认为，这种表态与地面局势形成反差，增加了全球市场与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巴克莱将相关言论比作19世纪式的“战争迷雾”，并称关于战争目标、持续时间、可能扩展及退出路径的沟通，助长了市场剧烈波动。
一些预测人士将持久冲突与历史上的全球经济危机相类比。德勤英国首席经济学家伊恩·斯图尔特表示，油气价格飙升往往是经济问题的先兆，中东战争或革命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曾是1973年、1979年和1990年西方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能源价格飙升也导致2023年欧洲增长率下滑。
报道同时提到，较为直接的历史参照是上世纪80年代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油轮战争”。当时美国派遣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商船，并组织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护航队，以确保油气出口通道畅通。如今，海军护航再次被提上议程。
霍尔木兹海峡被视为关键瓶颈：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经由这条长126公里的水道运输，它也是海湾地区船只通往公海的唯一海上通道。沙特阿拉伯是通过该通道出口最多的国家，其次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为缓解供应短缺担忧，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创纪录释放4亿桶石油库存。但专家指出，供应限制可能很快显现，并冲击全球炼油厂及下游化石燃料产品。
加拿大皇家银行蓝湾基金经理马克·道丁称，精炼产品短缺正在加剧，中国已发布精炼产品出口禁令以保护国内消费；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考虑类似措施，并不排除美国效仿的可能。
在更长时间的冲突情景下，能源约束还可能传导至化石燃料副产品。海湾地区拥有全球最大的一些化肥工厂，是全球农业关键供应地。全球约一半的尿素以及硫磺出口来自中东。分析师警告，在北半球关键春季播种季节前，化肥成本上升可能影响作物产量并推高食品价格，低收入国家与贫困家庭将更易受冲击。
塑料、化工与制药行业也面临扰动。由于卡塔尔停产，氦气供应受到影响。卡塔尔占全球氦气供应约三分之一，而氦气是液化天然气的重要副产品。分析师称，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可能因此承压，影响范围从汽车生产到电子产品。
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在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化石燃料与石化原料贯穿现代经济的深层结构，冲突对全球经济的“赌注巨大”。报告称，若霍尔木兹海峡在数月内持续有效封锁，能源之外的供应链中断将显著加剧，从食品到半导体都可能受到影响，难以排除出现类似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冲击的局面。
在宏观层面，除通胀上行外，全球增长也可能被拖累。巴克莱估计，在油价于2026年平均达到100美元（如2022年）的情景下，全球增长将比原预期低0.2个百分点至2.8%，整体通胀将比原预期高0.7个百分点至3.8%。
也有经济学家警告，若战争长期化并将油价推高至每桶170美元以上，可能触发全球衰退。英国、欧元区与日本被指处于警戒状态。相关人士还提到，若全球市场出现更剧烈抛售，可能进一步恶化前景，并暴露金融体系裂痕；对不透明的私人信贷市场的担忧升温，同时人工智能推动的科技估值泡沫破裂被视为潜在风险点。
各国政府正探索为已遭受生活成本危机冲击的消费者提供紧急能源支持。但在央行可能因通胀冲击而加息的背景下，借贷成本上升或限制财政应对空间。
尽管如此，市场仍存在“影响可控”的期待。报道指出，全球金融市场跌幅相对温和；相比之下，去年4月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对市场的影响更大。
部分原因在于当前能源冲击所处的宏观环境与2022年不同。彼时俄乌战争引发的油气价格飙升叠加疫情后经济重启带来的通胀压力，需求旺盛、刺激政策延续且劳动力市场紧张。皮尔亨特首席经济学家卡勒姆·皮克林表示，如今若战争持久，结果将是强烈的供应冲击与疲弱的需求增长相冲突。
结构性因素也被认为可能缓冲部分冲击。页岩气繁荣后，美国基本实现能源独立，其不到十分之一的石油供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积累了大量石油库存。欧洲国家多为能源净进口国，可能受冲击最大，但自2022年以来一直推动供应多元化，可再生能源产能也有所增加。另有估计显示，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能源强度（单位经济产出能源消耗）下降约70%。
与西方在俄乌战争后推动永久切断俄罗斯能源供应链不同，分析师认为伊朗战争结束后供应链有望恢复。荷兰国际集团商品能源策略主管沃伦·帕特森表示，关键区别在于当前供应中断被视为暂时性，尽管持续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但最终供应将恢复。
不过，长期后果仍可能存在。报道指出，世界经济较1970年代更为互联互通，随着全球化与准时供应链发展，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占世界GDP比重从1980年的42%升至2000年代中期的60%以上。在冲突与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环境下，互依程度更高也意味着风险更大。
在此背景下，“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成为跨国公司常用表述，企业将供应链转向政治上结盟或地理上更近的国家以增强韧性。报道称，在伊朗冲突爆发前，这一趋势已因疫情后供应瓶颈、苏伊士运河“长赐号”堵塞事件，以及以色列入侵加沙后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而凸显，地缘政治紧张与特朗普的关税战进一步加速了变化。
经济学家表示，全球经济碎片化可能带来永久性额外成本，短期或推高通胀，长期则可能抑制增长。法国兴业银行经济学家姚伟称，这场冲突使全球央行“受制于战争”，并表示“有时必须接近边缘，才能记住为何不能越过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