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子在纳米比亚北部随处可见：它们穿行在沙质村道上，拉着装满柴火的车，也常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北缘觅食。历史学者在一项关于自然保护与殖民土地遗产的研究中指出，驴子之所以在当地农村生活中占据关键位置，并形成如今的数量规模，与殖民时期形成的内部边界制度、野生动物与家畜管理政策，以及合同劳工迁移的历史密切相关。

研究者表示，驴子在北部社区呈现出一种矛盾地位：一方面，它们仍是耕作、取水和木材运输等日常劳动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其社会评价与经济价值相对较低，较少进入仪式场景，并常被视为与无力购买拖拉机或汽车的人群相联系。研究结论认为，这种“不可或缺却被低估”的处境，源于长期殖民统治下的劳工流动、保护制度与兽医管控共同塑造的社会结构。

“红线”与北向扩散

研究将驴子的扩散路径与纳米比亚一条关键内部边界联系起来：被称为“红线”的兽医隔离线。这条边界自西向东延伸1000多公里，将国家分为两个部分。其雏形可追溯至德国殖民统治时期（1884—1915），并在南非统治时期（1915—1990）得到全面实施，至今仍然存在。

“红线”将人口更密集的北部地区与殖民者核心区——位于中部和南部的所谓“警察区”——分隔开来。埃托沙野生动物保护区在历史上被用作警察区与中北部奥万博地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后者被视为劳工迁移的“储备地”。

研究指出，驴子进入纳米比亚中北部的时间相对较晚，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才在当地变得普遍。推动其扩散的关键因素是合同劳工制度：大量男性在警察区与奥万博之间往返，许多人从南部带回马匹，尤其是驴子。由于价格低、耐力强且对多种疾病具抵抗力，驴子成为长途跋涉的重要伙伴，能够驮运衣物、工具等重物，也包括劳工收入购买的留声机、收音机等物品。

在口述记忆中，归乡劳工带着驴子穿越埃托沙一带捕食者出没的区域运送行李，或村民驾车半途迎接的故事至今仍被讲述。研究还提到，在纳米比亚解放战争（1966—1989）期间，驴子曾被用作紧急救护运输工具。

疫病防控、保护区与通行规则

研究将“红线”的形成与19世纪末的疫病防控联系起来。1896—1897年牛瘟疫情期间，德国殖民当局为阻止疾病进入殖民地，在埃托沙盆地南缘设立军事封锁线，最初旨在控制牛只流动，后来逐步演变为“红线”。牛瘟造成的破坏也促使德国军队引进驴和骡子，作为相对更耐病的替代役畜，这些动物随后逐渐流入警察区民间，并在20世纪10年代更为常见。

与此同时，第二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设立（包括今天的埃托沙国家公园及埃托沙盆地西北部地区）也被研究者视为隔离奥万博与警察区政策的一部分，保护区内狩猎与人员流动受到严格管控。

1915年南非接管纳米比亚后，延续了内部边界制度，并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将其正式命名为“红线”。当局禁止牛只跨越红线，但允许持兽医证书的马类通过。研究认为，这使驴子成为少数能够合法跨越边界的家畜之一，随着劳工迁移扩大，驴子向北流动也随之增加。研究记录称，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每年有数百头驴子穿越埃托沙进入北部，并迅速被用于奥万博地区的农业与运输。

研究同时指出，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起机动车辆逐步主导长途运输，仍有不少劳工选择购买驴子作为更耐用的伙伴。到20世纪40年代，奥万博管理者开始担忧驴子对牧草的影响，虽引入限制措施，但驴子仍通过非官方路线进入北部。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埃托沙国家公园被改造成围栏保护区，居民与牲畜被驱逐，至1961年南部边界完全封闭，驴子穿越埃托沙的通道随之终止。研究称，此后埃托沙北部边界成为争议焦点：伪独立的奥万博地区政府反对围栏建设，要求继续允许野生动物，尤其是作为重要食物来源的斑马，从埃托沙迁出；保护官员则指责社区利用驴子掩盖偷猎踪迹，并让家畜进入保护区。

独立后的延续

研究指出，纳米比亚1990年独立后，新的动物流动规定出台，但驴子仍保有特殊地位：与牛不同，驴子仍被允许跨越红线。与此同时，驴子的象征意义与实际角色发生变化——劳工不再从南部带回驴子，机动车辆即便在农村地区也更为普及。

不过，研究者认为，驴子仍深度嵌入纳米比亚北部的日常生活，继续为贫困家庭提供支持，并在恶劣环境中与野生动物共存。其广泛存在也被视为唤起复杂历史记忆的载体，既关联艰难旅程与殖民边界制度，也与发展与现代性的象征相交织。

本文内容据The Conversation文章信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