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惹祸，谁来担责？

人工智能工具，尤其是聊天机器人，正被大量用于获取信息和日常互动。如果有人依据聊天机器人提供的内容去实施犯罪，这个工具本身是否应承担责任？而那些被设计成高度拟人、被用户当作“伙伴”的系统，是否需要纳入新的法律监管框架，以回应其不断增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但全球法律界已经开始正面应对：从美国零星出现的案件，到欧洲正在酝酿的系统性法规，律师和监管机构都在尝试为这类新技术找到合适的法律定位。

监管竞赛与责任归属

随着具备一定自主行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代理不断升级，政府和监管部门也在重新权衡相关风险。一些机构正尝试搭建全新的法律框架，以适应这类技术未来可能出现的能力扩张——甚至超出人类目前的想象。

专家指出，这些框架最终会决定：当人工智能系统产生歧视性结果、造成现实伤害，或诱发违法行为时，究竟由谁负责、如何追责。

目前关于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争论尚在持续，但其背后有一个更基础的前提问题。

“根本问题是：聊天机器人到底是什么？”

东北大学杰出法学与人文学教授帕特里夏·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指出，讨论的起点在于对人工智能工具本质的界定。

在不同语境下，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为：

• 一种产品（由公司提供的技术或软件）；
• 一项服务；
• 具备一定推理和规划能力的自主代理；
• 在更具前瞻性的讨论中，未来可能被赋予某种“法律人格”的实体。

这些不同的分类，对责任划分和问责机制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含义。

威廉姆斯强调，如果仅把人工智能当作“产品”，它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缺陷责任；而一旦被视为“服务”或“人类服务”的一部分，就会牵涉民权法、公平法以及更复杂的问责路径，与单纯处理“损坏产品”的逻辑完全不同。

目前，法律界普遍仍将所谓“代理型”人工智能系统——包括部分具备独立行动能力的系统——视为“无生命”的物体：它们不具备意识、主观性或自我意识。

专有“黑箱”与监管冲突

威廉姆斯指出，现实中的难点在于：有效治理和监管往往与人工智能企业的商业模式相冲突。许多公司对外部监督持保留甚至抵制态度，系统开发过程高度封闭，形成所谓的“黑箱”——外界难以了解其内部运作逻辑。

在美国，讨论已经开始触及更具未来感的“人工智能人格”概念：是否要赋予聊天机器人等系统某些目前仅限“人”享有的权利、保护或法律地位？

在法律哲学中，“人”并不必然等同于自然人，而是指任何可以被法律承认为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主体。这为人工智能是否可能成为法律主体打开了理论空间。

美国各州的不同路径

在美国，一些州立法者正试图先行“封堵”赋予人工智能人格的可能性。例如，俄亥俄州通过立法，预先将此类系统界定为“无感知”，以阻止未来将其扩展为法律主体的尝试。爱达荷州、犹他州等地也提出了类似的立法方案，明确反对将人工智能系统视为具有法律地位的主体。

与之相比，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的立法重心则有所不同：它们较少纠缠于“人格”问题，而是更关注如何具体监管人工智能在就业、住房、医疗和反歧视等领域的应用和部署。

欧洲：从隐私出发的广泛治理

在欧洲，监管机构通常采取更全面的人工智能治理思路，重点包括：

• 个人隐私保护；
• 企业使用算法时的透明度要求；
• 一旦出现问题，人工智能平台的责任与问责机制。

在关于人工智能分类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颇具创造性的小众研究方向。例如，有学者回溯至罗马法，研究当时奴隶行为对主人责任影响有限的法律结构，以此类比今天人工智能系统与其人类开发者、操作者之间的“问责缺口”。

东北大学法学院与社会学副教授希拉里·罗宾逊（Hilary Robinson）认为，欧洲之所以成为全球数字隐私监管最积极的地区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隐私权在欧盟宪法框架中有明确的制度基础。

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其监管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核心工具。自 2018 年实施以来，GDPR 赋予欧洲监管机构对全球科技公司施加严格规则的权力，并确立了“被遗忘权”等机制，使个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要求在线平台删除其个人数据。

罗宾逊指出，在 GDPR 之下，“问责缺口”更难出现：大型在线平台和数据中介不再只是信息的被动托管者，而是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负有积极法律责任的主体。

相比之下，美国的隐私保护体系则更为分散且力度有限。美国缺乏类似欧盟那样的宪法级隐私权保障，其隐私保护主要依赖法院对第四修正案以及第五、十四修正案中正当程序条款的解释和判例逐步拼接而成。

“这有点像由法官一点点‘拼’出来的原则，”罗宾逊说，“而欧盟则是直接把隐私权写进宪法结构，再通过 GDPR 以成文法的形式具体落实。”

作者身份与所有权假设正在松动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生成歌曲、小说乃至可申请专利的发明，长期以来关于作者身份、所有权和法律责任的传统假设正在被不断挑战。

伦敦一位法学与犯罪学副教授乌尔苏拉·斯马特（Ursula Smartt）指出，法院和立法机构正越来越频繁地面对一个核心问题：在现有的美国、英国和欧洲法律框架下，只有人类才有资格被认定为享有专利和版权保护的“发明者”或“作者”。

她强调，目前的规则是：

• 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如戏剧、歌曲、书籍）本身不能拥有版权；
• 全球范围内的专利法普遍要求“发明者必须是人类”。

“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有感知的存在，”斯马特说。

在这一前提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责任承担以及收益分配，仍然只能通过与人类开发者、使用者或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界定，而非赋予系统本身任何独立权利。

本文由东北大学全球新闻（news.northeastern.edu）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