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北部水域近年出现非法捕捞活动回升，引发环境、生物安全及社会层面的关注。由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DU）、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与创新署以及努萨岑达纳大学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表示，相关活动的成因正变得比以往认知更为复杂。

研究团队在《海事研究》期刊发表论文《澳大利亚渔区内印尼小规模跨境非法捕鱼的行为驱动因素》。论文聚焦澳大利亚渔区（AFZ）内的跨境非法捕鱼问题。AFZ覆盖澳大利亚海岸线外3海里至200海里的海域。研究指出，在过去五十年间，印尼渔民进入该水域非法捕鱼已成为普遍问题，仅2005年和2006年就有361艘船只被扣押。

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在监控、执法、扣押以及对渔民及其设备的起诉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研究称，新冠疫情后AFZ内非法捕鱼仍出现激增。数据显示，2021/22财年共有337艘船只被拦截；截至2025年1月7日的2024/25财年，已拦截172艘船只。

研究在印度尼西亚东努萨登加拉省的四个社区开展，结果将小规模跨境捕鱼的行为驱动因素归纳为七大类：经济与生计、新冠疫情相关、心理、环境、文化与历史、社会以及政策与管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出28项具体驱动因素。

项目负责人、CDU环境科学教授娜塔莎·斯泰西（Natasha Stacey）表示，这些因素往往相互交织。她举例称，新冠疫情期间渔业社区经济困难加剧，但仅以经济压力不足以解释非法捕鱼的强劲复苏；研究认为，这可能与经济困境、新发现的丰富海参渔场，以及愿意支持进入AFZ相关活动的赞助者等因素共同作用有关。

研究还纳入女性对男性亲属参与非法活动的驱动因素、风险及影响的看法。斯泰西表示，女性受访者提到，社区中男性就业或其他生计选择有限，是促使其进入AFZ捕鱼的原因之一。

在执法影响方面，斯泰西指出，监控与合规政策已导致数千名渔民、船只、渔获和设备被没收、扣押并遭起诉，但研究团队总体认为，这不足以遏制非法入侵趋势。她称，即便当局成功拦截从事非法行为的渔民，相关后果往往会对其家庭及女性成员造成负面影响，使其陷入债务关系，并可能导致渔民船员再次违法。

研究认为，应将关注点从单纯以“渔民不合规”作为管理非法捕鱼的主要手段，拓展到更广泛的背景因素，尤其是生计脆弱性如何驱动非法行为。研究建议进一步识别哪些驱动因素可通过行为科学与农村生计转型举措加以应对，并推动共同设计针对关键驱动因素的解决方案。

研究成果已向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及印尼政府相关利益方汇报，并通过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发布题为《迈向改善印度尼西亚东努萨登加拉省渔民生计》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