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英国“脱欧”公投临近十周年，围绕其经济影响的争论逐渐收敛。多位经济学家与研究机构指出，2016年投票后并未出现英国财政部曾预警的“立即衰退”，但从更长时间维度看，脱欧对英国经济与居民生活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较为明确。
英国财政部在时任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任内组织的评估曾预测，若出现“立即无协议脱欧”，英国将面临快速下滑。该判断在当时被脱欧阵营称为“恐惧计划”。不过，英国直到2020年1月31日才正式退出欧盟，并在随后经历了11个月过渡期及一系列安排；同时，新冠疫情、乌克兰与伊朗相关冲突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等因素，也使得对经济表现的归因更为复杂。
曾参与审查财政部预测的前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查理·宾恩（Charlie Bean）表示，奥斯本当时对分析结论的表述存在“误读和夸大”，使得在未出现“立刻坠崖”式衰退后，脱欧支持者得以质疑相关评估的可信度。但他同时强调，关于长期趋势的判断大体正确，“英国比原本会更贫穷”。
英镑仍低于公投前水平
2016年6月23日公投结果出炉后，英镑出现剧烈波动。市场一度因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似乎准备承认失败而推升英镑，但随后包括桑德兰在内的关键地区早期结果显示脱欧领先，英镑当日下跌约10%，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
英镑贬值推高进口成本，并带来通胀冲击，进而对公共财政与家庭支出形成压力。尽管货币走弱通常有利于出口竞争力，但不确定性抑制了贸易意愿，出口商未能充分受益。
十年后，英镑仍未回到公投前水平。公投后英镑兑美元一度接近1.50、兑欧元约1.31；目前分别约为1.34和1.15，这也提高了英国居民海外消费与出行成本。
增长表现落后，机构与学界给出量化估计
预算责任办公室（OBR）估计，脱欧将在15年内使英国国民收入减少4%。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克·布卢姆（Nick Bloom）等人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的研究认为，脱欧后英国人均GDP较“未脱欧情景”低6%至8%。相关比较还显示，英国在2016年前与33个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大体同步，但此后产出差距明显扩大。
布卢姆表示，数据呈现出脱欧后英国增长放缓的特征，并认为难以找到其他因素来解释英国与同类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边境摩擦增加，商品贸易承压
脱欧后新的贸易壁垒与合规要求影响了商品贸易。欧盟仍是英国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英国对欧盟出口3850亿英镑，占出口总额41%；自欧盟进口4740亿英镑，占进口总额49%。
自2020年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以来，英国商品出口增长相较七国集团（G7）更为疲弱，而服务出口表现相对较强。OBR认为，鲍里斯·约翰逊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英欧贸易与合作协议》在商品贸易方面带来更多摩擦，出口商面临更繁琐手续与边境延误。
布卢姆将其比作商店从市中心搬到郊区：当到达成本上升、且经营状态反复不定时，需求自然会减少。
不确定性拖累投资与生产率
公投结果出炉后，政府与脱欧阵营缺乏清晰路线，政治争执持续多年，企业在不确定性下推迟或冻结投资计划。相关估计显示，英国投资水平较“留欧情景”低近18%，生产率下降约4%，反映企业对设备与项目投入不足。
欧洲改革中心（CER）的约翰·斯普林福德（John Springford）表示，投资停滞从2016年开始并持续至2021至2022年，随后在贸易关系逐步明确后回升；投资不足影响生产率，部分GDP损失可归因于资本更新放缓。他将脱欧形容为“停滞和缓慢泄气”，而非典型的衰退与失业飙升。
就业结构与工资表现被认为存在“隐性损伤”
公投后英国失业率一度降至上世纪70年代以来低位之一，疫情期间则明显上升。多位专家认为，失业率本身掩盖了更深层问题。
其一是工资增长乏力。实际平均工资长期几乎没有增长，疫情后有所回升；即便近期增速加快，扣除通胀后平均每周也仅高出43英镑。
其二是劳动力参与率恢复偏慢。英国在G7中，疫情限制放宽后劳动力参与率回升速度最慢，健康问题增加推高了经济非活跃人口规模。
年轻群体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16至24岁未接受教育、就业或培训（NEET）人数超过100万，达到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布卢姆估计，英国就业率较“留欧情景”低3%至4%。
民意出现变化：更多人倾向与欧盟更紧密
自2016年以52%对48%通过脱欧以来，相关民意支持度逐步走低。YouGov上月民调显示，70%的英国人支持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但不主张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超过三分之二认为当前较为松散的关系是错误的。
该调查还显示，56%的受访者支持重新加入欧盟。重新加入的支持度在绿党与工党选民中更高，而在法拉奇领导的改革英国党（Reform UK）支持者中最弱，其中83%反对。
净移民先升后降，结构发生变化
脱欧后，尽管脱欧阵营与保守党政府曾承诺控制移民，英国净移民仍大幅上升，并在截至2023年6月的一年接近100万，创历史新高。乌克兰战争与疫情后积压需求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脱欧后的移民政策变化也产生影响。
移民来源结构出现明显变化：近90%的抵英移民来自欧盟以外地区，而来自欧盟27国的净移民减少。由于更难获得欧盟劳动力，建筑、酒店与制造业等行业雇主面临用工短缺。
随后净移民回落，去年降至17.1万。报道指出，这与保守党最初实施、并由工党进一步收紧的更严格管控措施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