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女性长期参与地图绘制与相关地理空间工作，但其在制图学发展中的贡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被充分记录与认可。制图传统上由男性主导：从16世纪的梅卡托世界投影，到18世纪土地测量员绘制地产，再到20世纪60年代罗杰·汤林森推动地理信息系统（GIS）发展，相关领域的性别结构至今仍以男性为主。

一位地理学家兼GIS专家表示，过去50年间，女性作为制图者的教育、就业与研究机会出现变化。GIS等技术的出现扩大了制图工具的可获得性，使地图制作更为普及，也为女性进入该领域提供了更多路径。

女性的地理视角与地图中的性别符号

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女性形象长期与“土地”“自然”相连。全球多地的土著文化中存在“母亲地球”或“大自然母亲”的观念，将其视为生命源泉与宇宙中心。20世纪，科学界与环保活动家采用“盖亚”一词（希腊神话中的地球女神、诸神之母），用以表达地球作为生命系统的理念，并将其理解为维持大气、海洋与气候的引导力量。

随着民族主义兴起，土地的女性化表达也被重新塑造。“祖国”（fatherland）与“母国”（motherland）在不同语境中被赋予差异化含义：前者强调遗产与传统，后者指向出生地与归属感。这类性别化概念在多种文化中均可见。

地图本身也曾以女性形象呈现地理与政治意涵。16至19世纪的人形地图显示，制图师会用女性形象描绘欧洲国家。约翰内斯·普奇在1537年绘制的“欧洲女王”地图，被视为后续将国家描绘为不同姿态与服饰女性形象的模板，尽管这些形象与实际地形轮廓并不完全一致。相关作品被认为反映了领土与权力所附加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变化，女性地理形象有时被用来表现国家在战争与和平中的“主动”“进攻”或“被动”等状态。

技术演进中的女性角色

女性对制图技术与生产环节的参与贯穿制图史，但由于署名方式与记录缺失，许多贡献难以追溯。公开记载的早期案例之一来自中国汉朝四世纪：汉朝丞相的妹妹曾在丝绸上绣制地图。

在15至16世纪，女性被雇佣为地图上色并为边界添加艺术细节。部分女性制图者仅以名字首字母加姓氏署名，从而掩盖性别，使作品更难被系统整理。

18世纪印刷术的发展，为女性参与铜版雕刻、地图出版与地球仪制作提供了更多机会。19世纪，制图进入北美女性正规教育体系，刺绣与地理学结合催生布质地球仪与亚麻地图；随着纸张与铅笔普及，绘制与上色地图的门槛进一步降低。

二战期间，美国女性被招募进入制图开发的关键岗位，以填补男性参军后的劳动力缺口。被称为“制图米莉”或“军事制图女工”的女性制作地形图、解读航空照片，并推动摄影测量学发展，包括利用照片制作地形三维模型。

在此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埃弗琳·普鲁伊特提出“遥感”一词，用于描述利用卫星影像观测、测量与绘制地球；同一时期，数学家格拉迪斯·韦斯特开发了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数学模型。

女性对地图生产与组织的推动

除直接绘制外，女性也在不同社会结构中承担地图制作的组织与监督角色。部分土著母系社会通过歌曲、舞蹈与仪式等形式表达空间信息，用以标识泉水、圣林与迁徙路径等公共资源。

在欧洲，15至17世纪大航海时代带动地图复制与销售的商业活动，女性在丈夫去世后常接手相关业务，以延续家族企业。王室层面，地图需求也并非仅由国王决定。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曾委托制作157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图集》，被认为是最早的国家地图集之一，使全国地图可在家中或阅览室查阅。

当代制图中的数据缺口与女性参与

相关观点认为，早期地图更多将女性置于象征性位置，用以传达政治意义，或作为大型制图事业的支持者；而当代制图呈现出新的议题：与女性相关的健康、安全与未来规划等问题，往往缺乏足够的地理数据支撑。

例如，有研究指出，女性在灾害中受到的影响可能不成比例，并面临更高的基于性别暴力风险。地理分析显示，数据集中存在持续的性别差距，常缺少关于女性健康、日常需求、生殖服务或托儿中心等信息。与此同时，研究也指出，地理空间技术与开放制图平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由男性主导；在灾害等情境下，制图纳入多元视角被认为有助于更好满足社区需求。

在此背景下，围绕女性需求开展地图制作被视为女性充分参与21世纪制图的重要基础。过去十年，多项项目与组织尝试呈现女性在制图中的贡献，并通过集体行动扩大影响力。例如，非洲地理信息系统女性组织通过研讨会提升女性视角与制图需求，并推广移动制图技术；GeoChicas与YouthMappers发起“让女孩绘图”项目，通过培训与教育弥合数字鸿沟；Women in GIS与Women+ in Geospatial通过专业网络构建制图社区；人道主义开放街图团队则通过方法指导等方式，强调并放大女性在地理空间制图中的参与。

原文注明本文转载自《对话》网站，并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