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段拍摄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森林的影像记录了一种身高约七英尺、全身黑色毛发、直立行走的类猿生物，并出现转身直视镜头的画面。该影像此后被反复分析，成为流行文化中的标志性符号之一，但其真实性长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骗局，也有人认为并未被彻底证伪。

围绕“大脚怪”是否存在，美国多地形成了持续活跃的爱好者群体。他们前往华盛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俄亥俄、佛罗里达等地的森林搜寻线索，试图收集能够支持其主张的证据。社会学家杰米·刘易斯（Jamie Lewis）与安德鲁·巴特利特（Andrew Bartlett）则将研究重点放在这一社群本身：是什么促使人们投入时间与资源，追寻一种“极有可能不存在”的生物。

两人表示，在封锁期间，刘易斯开始对大脚怪爱好者展开系统访谈，累计采访了130余名相关人士，并与少数学者交流，最终形成新书《大脚怪爱好者与科学探究：合法科学边缘地带》。巴特利特称，他此前与刘易斯曾研究“边缘物理学家”群体——这些人多不在学术机构内，却试图以科学方式开展研究——相关经验也促成了对大脚怪社群的进一步关注。

在他们的描述中，大脚怪社群规模难以精确统计，但可见明显分化：一类被称为“猿人派”，认为大脚怪是尚未被科学发现的灵长类动物；另一类则被部分人以带贬义的方式称为“迷信派”，倾向将其解释为跨维度旅行者或外星生命。刘易斯估计，相关参与者“以千计”，其中真正长期、认真投入者约数百人，他的访谈对象大致覆盖了这一核心群体的一部分。

研究者同时提到，公众层面的信念也有数据可循。根据一项YouGov在2025年11月发布的调查，多达四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大脚怪“肯定”或“很可能”存在。

谈及与受访者的互动，刘易斯称，不少人担心被刻板化，并频繁追问研究者是否“相信大脚怪”。两人对外口径一致：主流机构科学认为尚无确凿证据证明大脚怪存在，他们没有理由反对这一共识；但作为社会学研究者，他们关注的是围绕大脚怪形成的社群及其运作方式。巴特利特补充说，书籍简介中关于“大脚怪即便不是生物实体，至少也是数百人围绕其组织生活的对象”的表述，曾引发少数人对措辞的反应。

在受访者画像方面，刘易斯称，社群成员多为白人、男性、农村出身、蓝领工人，退伍军人比例较高；女性参与者被认为在增加，但整体仍存在“夜间在森林中搜寻的男性猎人”这一典型形象。巴特利特指出，部分受访者会强调服役经历等身份信息，以增强其目击叙述的可信度。

两名研究者表示，一些受访者的表现打破了他们的预期。刘易斯称，部分人表达能力强，且愿意开放分享经历，甚至希望在书中署名；同时，不少人会对证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并愿意承认某些说法可能是骗局或“胡扯”，而非一味为薄弱证据辩护。巴特利特也提到，有受访者在书中回顾自己曾长期相信某些脚印证据，后来因发现更多线索而改变看法。

关于“这是否算科学”，巴特利特将大脚怪研究与机构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作了区分：在机构科学中，研究通常通过争取资助、发表同行评审论文、培养研究生等机制建立与验证；而在大脚怪领域，更常见的是自费出版书籍、举办会议、运营YouTube频道与播客等形式，他认为这并非同等的验证体系。他还指出，在其对边缘物理学家的研究中，常见偏离点之一是强调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可以独立收集并评估证据，并对科学共识持警惕态度。

在证据类型上，刘易斯称，目击证词是最核心的材料，没有目击报告就难以形成大脚怪研究。他表示，爱好者大量工作集中在收集与解读证词，并对主流科学不重视证词感到不满，常以法庭证言作类比。除证词外，脚印是最常见、也最具代表性的痕迹证据。巴特利特补充说，脚印的重要性与“雪人脚印证据”的历史遗产有关；他提到两位曾支持大脚怪研究的学术人物——已故的格罗弗·克兰茨（Grover Krantz，约1970年）与杰弗里·梅尔德鲁姆（Jeffrey Meldrum，1990年代）——都曾被脚印证据所说服。

刘易斯表示，近年来证据手段趋于多样，包括相机陷阱、录音设备以及毛发DNA检测等，爱好者会记录异常声音与模糊影像；部分人相信大脚怪通过次声波交流，但这一点在社群内部也存在争议。

对于如何判断声音或影像是否指向大脚怪，巴特利特称，一些人会在森林中录音，并与鸟类及其他动物的数据库比对；若无法匹配已知动物或人类活动声源，便可能被视为“指向大脚怪”的线索。刘易斯则认为，这种“排除已知后推断未知”的路径，为大脚怪的存在留下了空间。他还提到，爱好者有时会引入其他神秘生物来强化论证，并常说“它可不是独角兽”。

在社群结构方面，刘易斯称，处于“顶端”的人物往往与学术界存在关联。巴特利特提到的梅尔德鲁姆被视为与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连接点；此外，电视节目主持人（如《寻找大脚怪》《大脚怪探险》）以及知名实地研究组织也在社群中具有影响力。

谈及彼此能从对方学到什么，刘易斯表示，两人并未发现受访者普遍“反科学”，相反，许多人“亲科学但反体制”。他认为，学术界可将其中一些人视为公民科学家，其活动也可能成为理解本地环境的途径之一。他举例称，有人通过相机陷阱记录到“本不该出现在该地区的松貂”。同时，他也指出，这一领域缺乏学术纪律约束，进入门槛较低。

在谈到访谈体验时，刘易斯表示，自己有时会被叙事氛围带动，类似观看恐怖电影后的心理反应，但他强调会将采访内容与个人感受区分开。对于“若在森林中遇到大脚怪如何说服他人”，两名研究者均提到，目击者常先强调自身理性与可信的自我叙述方式；巴特利特称，如果自己遭遇类似事件，也会预期外界不信，并会运用这些“可信度”修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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