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高级研究员Armida van Rij表示，美国正在推动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她指出，在过去约八十年里，华盛顿在符合美国利益时，追求以国际法、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秩序；而新的秩序则以专制、武力使用以及排外民族主义为支撑。

van Rij称，这一变化对跨大西洋关系具有“变革性意义”。她认为，政策转向更多由强制行动驱动，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因此成为可被利用的杠杆；与此同时，硅谷科技公司的商业利益与白宫利益趋同，美国还借助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推进其外交政策目标。

她在文章中提到，通过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连任，激进自由主义者推动了一些理念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及新秩序的意识形态框架。她列举称，在部分硅谷高管群体中流行的观念包括生育主义、优生学，以及由CEO领导的“君主制”取代民主等，并称这些观念正在与“MAGA”本土主义融合。

van Rij表示，这种力量的合流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寻求推动一场以本土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跨大西洋文化革命，并将分裂、削弱欧盟机构作为次要目标。她指出，尽管跨大西洋两岸的极右翼政党长期认同本土主义理念，但她认为美国政府如今正积极将这一意识形态输出至欧洲，作为其新设想秩序的一部分。

她称，白宫上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是迄今对相关目标最清晰的阐述，并为在欧洲进行政治与意识形态干预提供框架，借鉴了范斯及其激进自由主义支持者的思想。

在谈及美国可能采取的手段时，van Rij提到“委内瑞拉总统被非法抓捕”一事，称其显示美国为确保其“利益”并执行国家安全战略、推进新秩序愿意采取极端手段。

就欧洲而言，她认为该战略在实践层面意味着，美国国务院对美国驻外使馆及其他活动的资金可能被专门用于支持欧洲极右翼政党。她提到，一份非官方泄露的战略文件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视为“拉离”欧盟的良好候选者，相关行动可能首先针对这四个国家。

她还称，私人资金（包括来自右翼智库的资金）也可能流向所谓“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由匈牙利维克多·欧尔班政权设立，以推进本土主义目标。她提到，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被称为“2025计划”的设计者；该计划被描述为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极右翼议程，据报道传统基金会正积极寻求与欧洲智库建立联系。

在科技领域，van Rij表示，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长期资助推动欧洲本土主义理念、削弱并分裂欧盟的项目。她举例称，埃隆·马斯克近期利用其社交媒体平台X公开支持德国的“德国选择党”（AfD）。

她认为，由此形成一种“有毒的混合体”：美国科技公司希望欧盟放松对社交媒体平台监管的诉求，与白宫的本土主义转向相结合。她称，X以及Meta旗下Instagram等平台的算法依赖极端观点，包括极右翼常提出的观点；对欧盟的攻击旨在削弱欧盟监管美国科技巨头业务的决心。她还提到，美国近期对欧洲民间社会领导人的制裁，体现硅谷利益与白宫政策的融合，并意在对反击网络虚假信息的亲民主组织产生寒蝉效应。

van Rij指出，随着美国单方面改变世界秩序，欧洲民主国家所代表的规范与法律——民主、人权、法治——在经历多年极右翼影响后已趋紧张，正面临更大压力。她称，欧洲民主国家处于“两面夹击”之中：外部是美国政府与硅谷公司的压力，内部是欧洲极右翼力量的冲击，同时还背负对美国安全依赖的负担。

她表示，白宫甚至无需直接动用安全杠杆，因为欧洲领导人已因担忧危及自身或乌克兰安全而出现自我审查。她认为，只要欧洲在军事能力上无法独立于美国部署，安全依赖就会影响欧洲对美国政策的行动或回应。她还称，“委内瑞拉事件”加剧了特朗普政府威胁吞并格陵兰的严重性，显示出超越意识形态的主权与安全现实风险。

在应对路径上，van Rij称，欧洲难以将大陆与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影响隔离开来，而建设战略自主也缺乏足够时间。她认为，在美国将主权威胁、推动极右翼力量以及推动科技监管放松相结合的情况下，欧洲可用工具有限。

她提出，欧洲需要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及其他剩余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寻找“真正的盟友”，以抵制美国提出的替代秩序。她提到，韩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支持欧洲的重新武装努力，澳大利亚则拥有对防务供应链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储备。

van Rij表示，欧洲无法单独对抗美国，唯一选择是紧急深化并加强与共享基于规则秩序价值观与利益国家的伙伴关系，构建对抗美国新秩序的政治与军事支撑。

Armida van Rij为欧洲改革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