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许多女性而言，成为母亲往往意味着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受到影响，这一现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称为“母亲惩罚”。相关研究显示，抚养子女通常导致母亲而非父亲的工资下降和工作时间减少。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德拉·基勒瓦尔德（Alexandra Killewald）长期关注家庭关系与个人经济状况之间的联系。她与丹麦社会学家特蕾莎·克里斯滕森（Therese Christensen）合作，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冲母亲身份带来的收入损失。

丹麦作为“高福利”样本

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丹麦这一北欧福利国家。丹麦拥有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实施多项旨在帮助母亲维持劳动参与的政策。

在托儿方面，丹麦为6个月大至入小学前的所有儿童提供补贴托儿服务，家长自付费用上限为总成本的25%。此外，丹麦还提供带薪育儿假、儿童津贴以及对有子女家庭更为优待的住房补贴等政策。

尽管如此，研究发现，即便在丹麦，女性在成为母亲后收入仍出现明显下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工作时长减少。

生育首年收入平均减少约9000美元

相关成果即将发表于《欧洲社会学评论》（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研究利用丹麦统计局行政数据，追踪分析了104,361名丹麦女性在成为母亲后的长期收入变化。这些女性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首次生育年龄在20至35岁之间，并均在2000年前首次生育，使研究者能够观察其在首次生育后数十年的收入轨迹。样本中女性首次成为母亲的平均年龄为26岁，约85%拥有不止一个子女。

研究估算，如果与未生育情况下的预期收入相比，母亲身份使女性在生育或收养首年平均损失约9,000美元收入（以2022年通胀调整后的美元计）。随着子女年龄增长，这一“母亲惩罚”有所减弱，但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研究显示，直至女性成为母亲约19年后，这种收入惩罚才完全消失。母亲身份还与长期工作时长减少相关。

20年累计损失约12万美元

从长期看，这种年度损失累积效应显著。研究估计，在首次生育后的20年内，母亲身份使丹麦女性累计少赚约12万美元，约相当于她们在未生育情形下本可获得总收入的12%。

在研究样本中，大多数在生育前已就业的女性有资格享受产前4周和产后24周的带薪假期，并可与孩子父亲共享最多10周的带薪假期。相关福利的具体时长和补偿水平在研究覆盖的多年间有所调整，但带薪育儿假、儿童津贴等制度始终存在。

丹麦政府向18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发放儿童津贴（亦称“儿童补贴”），并通过住房补贴等项目对有子女同住家庭提供相对更高支持。

政府转移支付抵消约八成惩罚

在测算母亲身份对劳动收入影响的同时，研究者使用同一批行政数据，评估了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从政府获得的各类现金福利和转移支付的变化，以判断这些收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劳动收入的减少。

研究发现，女性在首次生育或收养当年，从政府获得的收入相较未生育情形增加了7,000多美元。虽然这不足以完全覆盖当年约9,000美元的劳动收入损失，但显著减轻了冲击。

此后数年，母亲从政府获得的额外收入与未生育情形下的差距逐步缩小。不过，研究显示，即便在首次成为母亲20年后，母亲从政府福利中获得的收入仍高于未生育时的预期水平。

综合20年期的影响，研究估算，丹麦政府通过各类福利项目抵消了样本女性约80%的“母亲惩罚”。具体而言，母亲身份在20年内导致约12万美元的劳动收入损失，但同期从政府获得的额外福利约为10万美元，最终净收入损失约为2万美元。

短期与长期福利的不同作用

研究指出，丹麦的经验并不代表大多数国家的普遍状况，而更接近于在高度重视财政支持父母的制度环境下可能出现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政府福利未能完全抹平母亲身份带来的收入差距，但在缓冲“母亲惩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还显示，“母亲惩罚”在子女年幼阶段最为明显，因此针对婴幼儿父母的政策工具，如带薪育儿假和托儿补贴，对帮助母亲在生育后尽快重返职场尤为关键。

与此同时，母亲惩罚具有长期性，仅依靠围绕婴儿期的短期福利难以完全消除收入差距。面向所有18岁以下儿童家庭的持续性福利，如儿童津贴，有助于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持续缓冲有较大子女母亲的长期收入损失。

上述研究由亚历山德拉·基勒瓦尔德撰写，并发表于《对话》（The Conversation）网站，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转载。原文题为《Denmark’s generous child care and parental leave policies erase 80% of the motherhood penalty for working m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