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人员Lorenza Antonucci博士表示，尽管移民议题常被视为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背景，但在约十年前民粹主义支持快速上升的阶段，生活成本相关的财务压力以及男性对工作质量的不满，可能是更直接的推动因素。

Antonucci及其团队在新书《不安全政治》中汇总研究结果。研究使用了2015年至2018年间来自10个国家、超过75,000名受访者的数据。该阶段欧洲多国出现民粹主义力量上升的现象，包括英国“脱欧”、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执政，以及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进入联邦议院。

研究指出，围绕“被遗忘的边缘群体”的讨论长期存在，但数据表明，越来越多因金钱忧虑、并对工作感到失望的劳动者，更可能支持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将财务不安全感描述为从对账单的焦虑到无法应对意外开支等一系列体验，并称其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均与反精英态度及民粹主义投票倾向相关。

按研究披露的结果，2018年在德国、法国和瑞典，财务忧虑高于平均水平的人群，投票支持民粹主义的概率比财务更安全者高出17至20个百分点。同年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金钱忧虑与民粹主义投票之间的关联对应的支持率提升为4至10个百分点。

除财务因素外，研究还发现，对工作质量的整体失望与多数欧洲主要国家的民粹主义投票相关，最高可使支持率增加12个百分点。Antonucci同时指出，在当时一些国家，两大主要政党得票率差距仅约10%，在党派格局分散的情况下，较小的选票变动即可影响选举结果。

在工作层面，Antonucci将“工作不安全感”界定为与工作质量相关的隐性压力，而不仅是失业风险。她表示，即便拥有稳定工作，不少劳动者仍感受到工作强度上升、压力增加、工资下降以及对工作方式控制力减弱。

书中另一项研究进一步呈现工作质量与民粹主义支持之间的性别差异。研究团队比较了2015年至2018年间来自23个欧洲国家、近21,000对统计匹配工人的数据，以考察工作条件与投票意向的关系。结果显示，对男性而言，处于高压工作环境（需要快速完成紧迫任务）时，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的概率从14%升至18%。而当男性认为薪酬偏低、缺乏职业前景且缺少认可、工作不满度较高时，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政党的概率从12%升至接近20%。研究同时称，对男性而言，工作场所的失望比担心失业更能预测民粹主义投票倾向，后者对民粹主义支持几乎无影响。

对女性而言，研究认为经济压力感相较工作条件更能影响其民粹主义倾向。报告生活收入困难的女性，投票支持左右翼民粹政党的概率从18%升至25%。

在对政党策略的讨论中，Antonucci认为，财务不稳定的时代感与主流政党推动的议程有关。她指出，欧洲主流政党在传统的安全、家庭与社会保障议题上有所退却，转而强调通过放松监管、灵活雇佣与解雇以及更有针对性的福利来提升竞争力，从而使社会经济更具竞争性，但社会保障相对减弱。

Antonucci在书中分析本世纪头二十年欧洲各政党宣言后称，民粹主义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政治空间，并以“安全”为叙事核心：左翼强调国家再分配，右翼则强调本土民族团结与“支持我们自己”。她表示，右翼民粹政党常将就业、福利与资源竞争的压力归因于移民，并通过福利沙文主义以及强调家庭作为供给者的角色来提供“安全感”的叙事。

她总结称，财务不安全与对低质量工作的失望是欧洲民粹主义支持上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钱忧虑与地位焦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反移民情绪更容易获得共鸣，并成为部分人表达生活挫折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