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再推控费新举措

2026年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伟大医疗计划”（Great Healthcare Plan），将其作为联邦政府在控制医疗支出方面的最新一轮尝试。医疗成本问题在美国长期存在，历届政府均试图通过不同路径加以缓解。

一名兼具医生和商学院教授身份、研究商业与健康交叉领域的学者指出，美国医疗体系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改革难度不仅源于国会层面的政治分歧和关于“谁应为医疗买单”的长期哲学争论，也与体系内部多方利益交织有关。患者、医院、健康保险公司和制药企业在面对新规时往往会作出方向各异的调整，使政策效果难以线性预期。

医疗费用持续高企

多项研究显示，美国医疗支出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高水平。根据2026年1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对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能力“非常担心”，涉及处方药、门诊就诊、健康保险保费以及突发急诊账单等多个方面。

医疗政策争议在2025年秋季的联邦政府停摆中也被视为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围绕平价医疗法案（ACA）补贴和联邦预算约束的博弈中。

特朗普政府此次提出的医疗框架尚未给出具体操作细则，但列出了若干优先方向，包括降低处方药费用、提高价格透明度、压低保险保费以及强化对健康保险公司的监管和问责。

处方药价格的结构性压力

美国处方药价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上升。研究指出，这一时期制药企业加大了针对常见疾病创新疗法的研发投入，药物开发成本高、周期长且失败率高，成为价格上行的重要背景之一。

药品专利制度是另一关键环节。美国药品专利通常为期20年，但临床试验和监管审批占用了相当一部分时间，压缩了企业享有市场独占的有效期。专利到期后，仿制药进入市场，价格大幅下降，原研药利润受到挤压。制药行业普遍主张，在专利保护期内维持较高定价有助于回收前期研发投入并支持后续创新，尽管部分研究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同时，企业通过延长专利保护期等做法维持高价的现象也受到关注。

药品上市后的定价机制同样复杂。所谓药房福利管理者（PBM）在药品供应链中扮演中介角色，代表健康保险公司和雇主与制药企业谈判折扣和回扣。PBM的收入与折扣规模挂钩，被批评缺乏压低药品总体价格的激励。为此，美国国会推动的PBM改革法案于2026年2月3日生效，引入新的透明度要求，试图改变支付结构。

研究显示，制药企业在折扣谈判中往往上调药品标价，以抵消甚至超过给予PBM的折扣，这被认为是推高名义药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美国不同，许多国家由中央政府统一谈判药价，整体水平较低。这促使美国政策制定者考虑将他国价格作为参考。特朗普政府提出“最惠国”（Most-Favored Nation）药价政策构想，部分药品价格将与其他国家的最低水平挂钩。业内分析认为，该机制可能在短期内压低部分药价，但制药企业和行业组织警告称，这或将影响创新投资，并可能促使企业在其他国家提高售价。

2025年底，16家制药公司同意对部分药品采用“最惠国”定价。2026年2月5日，白宫推出“特朗普RX”直销平台，允许消费者直接向制造商购买40多种常用品牌药物，并通过优惠券享受折扣。不过，媒体对比发现，平台上不少药品的仿制版本在市场上的售价更低。

价格透明度推进受阻

在医疗服务领域，价格信息不对称同样突出。有调查显示，不到二十分之一的美国人在接受医疗服务前清楚知晓相关费用。政策制定者认为，若医疗机构事先公开价格，患者可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形成一定的价格约束。

在国会两党支持下，美国政府过去十年持续推动医疗价格透明。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加强对医院价格透明规则的执法，要求医院公布常见医疗项目的实际收费，而非仅提供估算。然而，一项2025年的研究显示，该规定对自费患者的价格有一定下调效果，但对保险支付方的价格影响有限。

部分研究还发现，价格公开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连锁反应。例如，一项针对门诊诊所的研究指出，在价格透明规则实施后，一些原本收费较低的医生将价格上调至接近高价竞争对手水平，导致保险公司支付的总体费用上升。

合规问题也较为突出。联邦政府在2024年的一项抽样检查中发现，约46%的受检医院未完全遵守价格透明规定。美国医院协会表示，相关要求增加了医院的行政负担，而由于患者病情差异较大，公开的价格信息对患者而言往往难以理解。现行罚款标准为每天300美元，一些健康政策专家认为，这一水平不足以抵消医院披露信息的成本，削弱了规则的约束力。

除价格本身外，患者还担心保险公司是否会按约支付费用。大型保险公司Cigna目前正面临诉讼，被指其内部系统使医生在极短时间内（平均约1.2秒）完成理赔拒付。业内观察认为，理赔被拒在行业内具有普遍性，而自动化技术在理赔审核中的应用被视为加剧这一问题的因素之一。

保险保费上涨与参保流失

在医疗总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健康保险保费成为美国家庭的重要负担。民调显示，许多美国人难以承担每月保费。由于保险机制依赖风险共担，若不同时控制医疗总费用并扩大参保基数，显著压低保费空间有限。

健康保险通过集中参保人缴纳的保费来支付整体医疗支出，保费水平与参保人数、保障范围以及实际医疗利用率密切相关。在医疗成本整体上行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被认为难以在不削减保障或转移风险的前提下大幅下调保费。

数据显示，约三分之二的65岁以下美国人通过雇主获得健康保险，另有约6.9%通过平价医疗法案交易所参保。后者对保费变动尤为敏感。

2021年，联邦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平价医疗法案计划的参保人数从约1200万增至逾2400万。补贴于2026年1月1日到期后，约140万人失去保险，留在市场中的参保者普遍面临保费翻倍的情况。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27年将有额外约370万人失去保险，部分抵消自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实施以来在扩大覆盖方面取得的进展。

当保费上涨时，一些健康状况较好的个人可能选择不再投保，导致留在风险池中的多为医疗需求较高人群，成本由更少的参保者分摊，进一步推高保费，形成恶性循环。

特朗普政府提出，将原本用于补贴的资金直接发放给符合条件的个人，用于购买健康保险。但根据此前公开的相关方案测算，这类现金支持的规模被认为低于现行补贴水平，具体效果仍有待观察。

复杂体系下的改革不确定性

从处方药定价到医院收费，再到保险保费，美国医疗体系在多个环节呈现高度复杂性和利益交织。过去数十年间，多轮控费举措在不同程度上遭遇结构性掣肘。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伟大医疗计划”的实际成效，将取决于其在药价、价格透明度和保险补贴等关键领域的具体落地方案，以及这些政策能否在多方博弈中持续推进。

文中观点和数据引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健康管理主任Patrick Aguilar等公开研究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