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发布的Giving USA年度报告估算，2024年美国社会向各类慈善机构捐赠的总额约为617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5.7%。报告指出，在该基金会近60年的年度统计历史中，年度捐赠规模首次突破6000亿美元。按通胀调整后，整体捐赠同比实际增长约3%。

报告显示，股市反弹是推动捐赠规模上升的重要因素，但对不同类型捐赠者的影响并不均衡。个人捐赠仍是美国慈善资金的主要来源，2024年个人捐赠总额约为3942亿美元。经通胀调整后，这一部分仅增长1.4%。

相比之下，遗赠捐赠增幅明显。报告估计，2024年通过遗嘱等方式在身后捐出的资金约为621.9亿美元，同比大增16.6%。报告将这一趋势视为所谓“大财富转移”的潜在信号之一。根据Cerulli Associates的测算，到2048年，美国将有逾124万亿美元资产在代际之间转移，其中约18万亿美元预计将流向慈善领域。

Giving USA报告首席分析师、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家族慈善学院数据与研究合作项目临时主任乔恩·伯格多尔（Jon Bergdoll）表示，目前尚难以量化遗赠增长中有多少直接源于这场大规模财富交接。但他指出，最有可能通过遗赠向慈善机构捐出巨额资金的高净值人群，也是股市上涨的主要受益者。

伯格多尔称，遗赠与个人整体净资产之间历来存在紧密联系，而净资产又与资本市场表现高度相关。他表示，股市对包括基金会和企业在内的整体慈善捐赠的影响通常较为滞后且不如对个人捐赠那样直接。不过，考虑到过去几年市场表现强劲，他原本预期捐赠增幅会更高。

报告显示，2024年至2025年间，标普500指数经通胀调整后上涨13.4%，约为同期慈善总捐赠增速的四倍。伯格多尔认为，纸面财富增长与捐赠增速之间的差距，主要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偏弱以及消费者信心处于历史低位有关。

他表示，目前的经济环境呈现出股市表现与实体经济感受不完全一致的特点。“股市表现良好，GDP数据也尚可，但社会层面存在较多不安情绪。我们知道，捐赠行为往往与个人对自身财务安全的感受密切相关，这种不确定感可能在个人层面压制了捐赠增长。”

伯格多尔同时指出，从非营利部门的稳定性出发，并不希望慈善捐赠与股市涨跌呈高度同步关系。他称，如果市场上涨20%，捐赠同步大幅增加固然有利，但一旦市场下跌20%，捐赠同幅度回落将对非营利机构造成压力。

税收政策变化也是影响捐赠行为的因素之一。报告提到，部分高收入人群在2025年前选择提前捐赠，以利用《一揽子美好法案》（Better Care Better Jobs Act）相关条款即将到期前的税收优惠。伯格多尔表示，这一因素带来的增量在统计上可见，但相对于整体捐赠规模仍属有限。报告估计，2025年捐赠者为抓住即将到期的税收激励，额外捐出了约17.1亿美元。

在捐赠结构方面，美国慈善机构获得的资金总量虽在增加，但对超高净值捐赠者的依赖程度也在上升。报告估算，2024年仅有九名捐赠者合计捐出约223.2亿美元。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前妻、慈善家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是其中捐赠额最高的一位，捐款约66.5亿美元。

报告指出，这类单笔规模占年度总捐赠至少0.1%的巨额捐赠，足以在每一年显著改变慈善资金的流向和结构。遗赠捐赠的增长中，近三分之一来自已故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的遗产安排。其遗产设立了总额约31亿美元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基金，对整体遗赠数据产生明显拉动。

Giving USA基金会副主席、筹款平台Virtuous首席执行官盖布·库珀（Gabe Cooper）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对巨额捐赠的快速增长“心情复杂”。他称，一方面欢迎保罗·艾伦、麦肯齐·斯科特等富豪承诺捐出大量财富，并希望有更多亿万富翁参与慈善；另一方面，他不希望整体慈善生态对极少数巨富捐赠者的依赖持续加深，因为这类捐赠在年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波动。

库珀认为，遗赠增长对慈善事业总体有利，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财富继承人未来的捐赠决策。他举例称，如果一位亿万富翁去世时向慈善机构捐出2亿美元，而剩余8亿美元留给子女，那么这些继承人如何在未来处理其财富与慈善责任，将对慈善格局产生持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