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围绕“保护工业实力”“让制造业回流”的政治叙事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特立独行的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就曾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会造成就业被墨西哥“巨大吸力”带走为由，呼吁捍卫美国制造业，此后类似主张在美国政坛持续回响。

在此基础上，唐纳德·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将“夺回因贸易协定流失的岗位”作为重要承诺；乔·拜登则把“重建美国的脊梁：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置于施政议程核心。到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再次提出“就业和工厂将轰鸣着回到我们的国家”等表述。

不过，相关口号在选举层面的动员效果并不稳固。研究显示，制造业占比较高县份的就业流失，并未在总体上推动选民在2016年转向支持特朗普；其中，以白人为主的地区对共和党的支持有所上升，但在多元化县份支持度反而下降。另有情况显示，尽管拜登政府推动制造业激励措施，2024年一些从相关政策中受益明显的铁锈地带县份仍投票支持特朗普。

从经济结构看，制造业在美国就业中的占比已低于8%。在这一背景下，试图以政策手段“恢复”制造业在就业与经济中的历史地位，面临现实约束。

在政策工具方面，特朗普偏好的关税措施被认为会抬升企业成本。数据显示，美国进口中超过一半为资本设备和中间产品，常被美国制造商用于生产制成品并用于出口。美国制造商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约91%的受访者表示其生产使用进口零部件。关税推高投入品价格，可能削弱本土企业竞争力。以钢铁为例，美国钢价高于几乎所有其他地区，使依赖钢材的制造企业承压。

拜登政府的路径更多依赖产业政策与政府支持。其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等投入数十亿美元，但数据显示，制造业产出尚未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整体仍大致维持在约20年前的水平，制造业就业也未出现明显回升迹象。

相关政策的副作用亦受到关注。上述产业政策在推升资本货物及其他投入品价格（包括材料与工厂工人工资）的同时，也被认为推高了利率与美元汇率。此外，拜登政府还加强了部分由特朗普首个任期遗留的贸易壁垒，例如收紧“美国制造”政府采购规则。

在投资与基建执行层面，尽管工厂建设出现繁荣迹象，但工业设备投资并未同步增加。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杰森·弗尔曼分析指出，即便联邦资金大量注入，桥梁和公路等其他基础设施的实际支出却出现收缩。与此同时，特朗普执政期间制造厂建设也曾陷入停滞。

从更长期的结构变化看，美国经济逐步从生产手机、汽车等实物产品，转向提供金融、医疗等服务，这一转型被视为与其他成功经济体的升级路径相似。一项研究显示，2002年至2022年，美国制造企业数量减少21%，而同期全国企业总数增长10%。在工业部门中，企业数量与就业同时实现显著增长的领域是饮料和烟草产品，增长主要与罐装康普茶和高端气泡水等饮品需求相关。

生产率方面，美国制造业曾长期呈现“就业稳定或下降、产量提升”的特征，但研究指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约在15年前趋于停滞，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仍在提升。

报道同时指出，美国仍有理由培育部分制造业，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例如先进半导体，以及减少碳排放所需的先进能源技术。但在更广泛层面，围绕“恢复制造业昔日辉煌”的多轮政策动员，被认为更多源于对传统工业形象的怀旧。制造业工人平均收入高于服务业工人这一现实，也被视为应推动提高低薪服务业工资的理由之一。相关观点认为，以保护主义或低效激励为代价的政策安排，难以为消费者利益受损提供充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