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界围绕“保护工业实力”“让制造业回归”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独立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就曾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将就业岗位“吸走”至墨西哥的说法引发关注。此后，相关主张在美国政治中持续回响，并在近年两党竞选与执政议程中被反复强调。

唐纳德·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将恢复因贸易协定流失的岗位作为承诺之一。乔·拜登则把“重建美国的脊梁：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置于施政重点。进入2024年，特朗普再次提出“就业和工厂将轰然回归我们国家”的表述。

不过，相关政治诉求并未必然转化为选举收益。研究显示，制造业大县的就业流失并未在总体上推动2016年选民转向支持特朗普；在以白人为主的地区共和党支持度有所上升，但在多元化县份支持度下降。即便拜登推动制造业激励政策，2024年一些被认为从相关政策中受益较多的铁锈地带县份仍投票支持特朗普。

从经济结构看，制造业在美国就业中的占比已不足8%。在此背景下，围绕“恢复”制造业的承诺被认为难以与现实匹配，类似于试图让农业回到曾经的就业规模——而农业就业如今已不足美国人口的2%，但在19世纪曾是经济核心。

在政策工具方面，特朗普偏好以关税作为手段，但关税对制造业投入成本的影响受到关注。数据显示，美国进口中超过一半为资本设备和中间产品，常被美国制造商用于生产成品并用于出口。美国制造商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约91%的受访者使用进口零部件。关税抬升投入品价格，可能削弱国内企业竞争力。以钢铁为例，美国钢铁价格高于几乎任何其他地区，给用钢企业带来成本压力。

拜登政府的做法更多依赖产业政策与财政支持，但效果同样受到质疑。尽管白宫提供大量支持，美国制造业产出仍未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水平，整体大致与20年前相当，制造业就业也未出现明显回升。

文中提到，拜登通过《降低通胀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推动的数十亿美元支出，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资本货物及其他投入品（包括材料与工人工资）价格，并推升利率与美元汇率。同时，拜登还加强了部分由特朗普政府遗留的贸易壁垒，例如收紧“美国制造”政府采购规则。

在投资与基建层面，工厂建设活动确有增长，但工业设备投资并未同步上升。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杰森·弗尔曼分析指出，尽管联邦资金大量注入，桥梁和公路等其他基础设施的实际支出却出现收缩。与此同时，特朗普执政期间制造厂建设也未见明显起色。

文章认为，制造业相对收缩更多反映美国经济长期演进：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从生产手机、汽车等实物产品转向提供金融、医疗等服务，这一路径与其他成功国家相似。一项研究显示，2002年至2022年间，美国制造企业数量减少21%，而同期全国企业总数增长10%。在工业部门中，饮料和烟草产品是唯一实现企业与就业显著增长的领域，增长主要由罐装康普茶和高端气泡水等饮品带动。

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的特征是生产率快速提升，即便就业稳定或下降，产量仍能增长。但约15年前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趋于停滞，而整体经济生产率仍在改善。

文章同时指出，美国仍有理由培育部分制造业，尤其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行业，例如先进半导体，或与减排相关的先进能源技术。但其认为，华盛顿多年来围绕“恢复制造业昔日辉煌”的动员更多源于怀旧情绪。制造业工人平均收入高于服务业工人这一现实，被认为更应促使提高低薪服务业工人的工资水平，而非以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主义政策或低效激励来为“安全帽与连体工装”的产业想象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