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边境巡逻队特工今年1月进入明尼苏达州里奇菲尔德的一家Target商店并拘留两名员工时，当地企业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双子城地区，近期联邦移民执法行动频繁，企业经营场所成为执法现场。报道显示，特工在商店停车场抓捕日工，对餐馆实施武装突袭，并身穿战术装备进行工作许可检查。

多家零售商称，受顾客因恐惧减少外出消费影响，收入下滑幅度在50%至80%之间。在双子城的湖街和东圣保罗等区域，自相关执法行动启动以来，估计有约80%的企业一度选择关门停业。

在此背景下，两起命案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美国公民Renee Good和Alex Pretti先后遇害，其中Pretti遇害发生在一次有逾700家企业参与的抗议和停业行动之后。

Pretti遇害后，明尼苏达州大型企业的公开回应引发关注。由明尼苏达商会牵头，Target、3M、UnitedHealth Group、U.S. Bancorp、General Mills、Best Buy等在内的60多位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和平”，并要求地方、州和联邦各级官员“聚焦合作”，寻求“迅速且持久的解决方案”，以便家庭、工人和企业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和运营秩序。

这封信没有提及Pretti的姓名，也未直接谈及联邦移民执法，更未点名批评任何具体政策或官员。整体措辞被认为更接近风险管理层面的表态，而非价值判断式的“道德领导”。

有研究企业政治参与的学者指出，这封公开信折射出美国企业在政治表态方式上的更广泛变化。过去一段时间内，企业在部分进步议题上公开表态，所面临的主要压力来自活动人士和员工，而保守派较少对企业发声进行系统性报复。这种“不对称”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学界研究显示，在LGBTQ+权利等议题上，当相关问题尚未在法律或社会层面形成定论时，企业通常将立场限定在职场内部，例如聚焦员工权益和工作环境，而较少进行面向社会的广泛倡议。只有在法律或社会共识相对明朗后，一些企业才会采用社会运动式语言，将“不公”“道德义务”“行动号召”等概念纳入公开表述。

按照这一逻辑，分析人士认为，明尼苏达企业高管在当前移民执法争议中的谨慎态度，与议题本身的高度争议性有关。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联邦移民执法政策在美国国内长期存在明显分歧，迄今尚无清晰的法律或社会定论。

自2022年以来，企业在公共议题上的发声环境进一步变化。此前，多数压力来自进步阵营：活动人士和员工要求企业支持特定社会议题，企业若保持沉默可能面临声誉风险；而保守派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企业首要责任是增加利润”的观点，较少要求企业在自身关切的议题上表态，也较少对企业支持进步立场进行持续惩罚。

这一局面在近年出现逆转。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大量企业公开承诺支持种族正义、多元化和社会责任。此后，一些公司逐步弱化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项目，收回此前公开承诺，并在相关议题上转趋沉默，被外界视为其价值宣示在政治环境变化下出现收缩。

2022年，华特迪士尼公司公开反对佛罗里达州“别说同性恋”法案，被视为一个重要转折点。该公司先因被认为反应不力而遭员工和活动人士批评，随后又遭佛罗里达州政府强烈反击，被剥夺享有55年的特殊自治权。其他案例还包括：达美航空因取消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会员折扣而失去佐治亚州税收优惠；百威淡啤则因一则涉及跨性别网红的社交媒体推广而蒸发数十亿美元市值。

有观点认为，保守派在这些事件中开始系统运用此前多由进步活动人士主导的“施压与抵制”策略。与消费者层面的抵制不同，政府层面的报复被视为对企业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力。

明尼阿波利斯的情况在于，联邦政府不再只是远在华盛顿的立法参与者，而是直接出现在企业日常运营现场。当联邦特工可以进入门店拘留员工、在停车场实施抓捕、审查招聘记录时，企业是否公开批评相关政策所面临的风险，与此前仅需应对政客在社交媒体上的不满截然不同。

相关研究还显示，政客往往不愿与在争议议题上公开表态的企业高管接触，即便是私下会面也会有所顾忌，这种“寒蝉效应”被认为真实存在。有观察人士指出，明尼苏达企业选择通过商会等行业组织发声，正是为了“避免直接暴露于可能的报复之下”。

在此语境下，“降级”（de-escalation）成为企业常用表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用语在企业界被视为既“听起来人道”，又能在政治上保持相对中立。它强调的是“减少冲突、恢复秩序”的过程性目标，而非对责任归属作出明确判断。

对明尼阿波利斯的企业而言，现实压力来自三方面：一是联邦政府的执法行动，二是活动人士和员工的诉求，三是执法本身对当地经济活动造成的冲击——有企业将其与新冠疫情期间的影响相提并论。在多重压力下，公开保持沉默或模糊表态，成为多数企业的选择。

与此同时，企业内部也存在明显张力。科技公司Palantir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有业务合同，在Pretti遇害后，该公司内部Slack频道上有员工表示，不为“与‘坏人’合作的公司”感到自豪。类似情绪在其他企业也有所体现，基层员工的愤怒程度被认为普遍高于高层管理者。

在这种环境下，明尼苏达企业高管的联名信被视为当前企业政治参与模式的缩影：不使用“不公”等价值判断框架，不进行责任归因，也不点名具体政策或官员，而是集中呼吁稳定与合作。

一位明尼阿波利斯本地作者在专栏中写道：“站出来，或者坐下……因为那些站出来的明尼苏达人？我们不认识你们。”这一评论被视为对企业谨慎态度的回应。

有学者认为，这种表现并非单纯出于怯懦，而是符合研究对企业在高度争议、且发声成本双向存在时行为模式的预期。在政府权力直接介入的议题上，公众不应期待企业扮演类似其在LGBTQ+权利等议题中曾经扮演的“积极倡导者”角色，因为当时支撑企业激进主义的低风险、不对称环境在当前并不存在。

在政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之前，措辞谨慎的声明和经由行业组织协调的联合信，或将成为美国企业在类似议题上的常态做法。有分析指出，从这一系列事件回看，所谓“企业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更多体现为姿态与立场，而非稳定、一贯的原则。

文中观点来自莱斯大学战略管理助理教授Alessandro Piazza。本文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转载自The 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