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法国哲学家西蒙娜·韦伊曾将同情描述为一种近乎“不可能”的能力，并称其为“比行走在水面上更令人惊叹的奇迹”。在她的表述中，用以回应受苦者需求的关键词不是爱或慈善，而是正义。与此同时，近年来有研究提到同情心下降的现象。

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Martha Nussbaum则提出，同情是“通往正义的基本桥梁”。一名研究公众教育活动的教育学者在相关讨论中表示，当前围绕无家可归议题出现的紧张关系，未必应被概括为“同情疲劳”，更可能反映出对“共享世界”的感知正在减弱。

在该学者看来，越来越多有住房的市民将与无家可归者之间的矛盾称为“同情疲劳”，但“同情”一词本身具有特定历史语境。其指出，在古希腊语境中，同情与怜悯相近，强调的是个体暴露于他人苦难并与之共苦的能力。

文章进一步将当代社会中自恋倾向的增长与网络生活联系起来，认为算法机制可能使人们更少接触与自身观点不同的人。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就此发出警示，强调人在“人类境况”中需要进入公共领域，与那些并非自己选择、却共享同一世界的人共处。美国酷儿哲学家朱迪思·巴特勒则将这种必要的紧张共处体验称为“对抗性”（up againstness）。

该学者认为，将“同情疲劳”用于住房危机的叙述，往往以有住房者的体验为中心，并默认他们曾因无家可归者的苦难而伸出援手。Nussbaum受亚里士多德启发提出判断同情行为的三个参数：其一，理解苦难的严重性，且并非琐碎或虚构；其二，不将受苦者的处境归咎于其自身过错；其三，即她所称的“相似可能性”，也就是相信“那可能是你自己”。

与此同时，文章提到，无数市议员、媒体以及安大略省省长曾公开断言无家可归者“只需更加努力”。在一些城市，市民不仅表达对无家可归现象的厌倦，还对前线组织提起诉讼。以巴里市为例，地方政府曾试图通过法规将帮助无家可归者的行为定为犯罪。该学者据此认为，这种现象难以用“同情疲劳”概括，更接近于对公共世界的普遍倦怠。

在“正义对我们的要求”部分，文章援引阿伦特关于由苦难激发团结的重要性，并提到她提出的“对世界的热爱”（Amor Mundi）被视为维系共享空间与民主制度的关键。尽管阿伦特拒绝以“同情情感”作为政治行动的指导，但文章认为，同情在教育层面的经验仍可能影响人们对政治的基本认知。

文章指出，大多数人所见的无家可归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是数十年系统性暴力的结果。David Madden和Peter Marcuse在观察中写道：“现代无家可归是一个家庭现象。家庭占纽约市收容系统人口的近80%。仅纽约市过去一年，就有42,000名儿童至少一夜无家可归。”文章称，加拿大也存在类似的统计情况，并提到数十个组织与大量前线工作者在“等同于灾难救援”的条件下工作。

此外，《环球邮报》近期一篇头版报道在分析安大略省多座城市时提到，食品和住房成本飙升导致过去两年安大略省无家可归人数增加25%。不过，文章认为，类似报道常倾向于“无法无天”“破坏”“成瘾”等叙事，而同情的教育力量或可促使公共讨论回到可负担性等基本议题，避免将矛头指向处于危机最前端的人群。

文章最后援引Nussbaum关于“言辞中的公正城市”的说法，称这些表达虽仅是言辞，却是对正义的呼吁，并引用其观点：“没有言辞中的公正城市……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现实中的公正城市……”文章以韦伊的表述作结，称如果韦伊所言成立，人们或许仍在等待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