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FBI）表示，即便没有人工智能公司配合，也具备开展大规模监控的能力。围绕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拒绝其技术被用于国内大规模监控的争议持续发酵之际，FBI局长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本周在国会的表态，使外界再次聚焦联邦机构通过商业数据渠道获取公民信息的做法。

周三，帕特尔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宣誓作证时确认，FBI正在积极购买关于美国人的“商业可得数据”。在回应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关于该机构是否购买公民位置信息的提问时，帕特尔作出上述确认。FBI此前曾在2023年承认过购买此类数据的行为。

随着近几个月美国联邦政府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讨论升温，外界对当局既有的追踪与监控能力也重新受到关注。帕特尔的表态被认为凸显出：在强调人工智能“合法使用”以及第四修正案对无令状收集个人位置信息的限制背景下，政府仍可能通过其他路径实现对公众的广泛监控。

按照美国现行执法程序，联邦执法机构通常需要获得法官签发的令状，才能收集历史或实时的手机位置信息，并需证明存在合理理由。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在2018年裁定执法部门不能强迫公司披露手机位置信息等数据，但该裁决并未明确禁止政府购买包含此类信息在内的数据。报道指出，联邦机构可通过与数据经纪商网络签约，获取原本可能需要令状才能取得的信息；大量采购此类数据被一些隐私倡导者视为对令状要求的规避，并质疑其合宪性。

数据经纪行业被描述为全球价值数千亿美元，消费者的人口统计信息、浏览习惯、位置以及其他身份相关信息在其中被作为商品交易，同时也伴随被滥用的风险。隐私倡导者、研究人员和媒体长期记录数据经纪商在用户不知情情况下推断个人隐私细节的做法，包括健康状况与精确位置等敏感信息。

报道提到，《纽约时报》曾在2019年利用大量智能手机位置数据展示，即便数据被标注为匿名，也可能较为容易地追踪并识别个人身份；其中一例据称通过日常行踪识别出一名高级国防部官员及其妻子。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降低对海量数据集进行解析与交叉比对的门槛，数据经纪商数据被用于大规模监控的担忧近年加剧。《连线》杂志4月报道称，人工智能带来的扩展能力与政府机构（包括国土安全部以及埃隆·马斯克所谓的“政府效率部门”）构建主数据集的努力相互叠加，相关用途包括针对移民等。

商业数据在执法与社会议题中的应用也已引发关注。404 Media去年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大规模驱逐行动中使用基于商业可得数据的监控系统监视社区，并通过手机位置将人员追踪至住所或工作地点。另据报道，2024年有公司据称追踪了近600次对计划生育机构的访问，为一场大规模反堕胎广告活动提供数据。

在Anthropic与五角大楼的分歧中，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谈及数据经纪商如何放大人工智能被用于大规模监控的风险。他写道，按照现行法律，政府可以从公共来源购买美国人行动、网页浏览和社交关系的详细记录而无需令状，并称“强大的人工智能”可能将分散的数据自动整合为对个人生活的全面图景。

阿莫迪还指出，五角大楼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允许“任何合法用途”的表述较为模糊，可能涵盖对公民的大规模监控。怀登则将通过数据经纪商渠道获取信息的做法称为“对第四修正案的公然规避”。

在Anthropic拒绝相关要求后，OpenAI与国防部签订合同。报道指出，该协议最初对人工智能使用商业数据留有灰色空间；在遭遇反弹后，OpenAI增加附加条款，规定其人工智能系统“不得被故意用于对美国人和国民的国内监控”。OpenAI在声明中表示，国防部理解该限制禁止故意追踪、监控或监视美国人或国民，包括通过采购或使用商业获得的个人或可识别信息。

不过，一些数字隐私专家对附加条款能否有效阻止人工智能被用于大规模监控表示怀疑，关注点集中在协议中“故意”“蓄意”等措辞的适用范围。报道提到，政府过去曾辩称其持有个人信息是使用庞大数据集的附带结果；隐私倡导者认为，这类表述形成灰色地带，可能使国内监控行动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