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一处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制箭头，经最新分子分析确认带有植物来源的有毒生物碱残留，将人类在狩猎中使用毒药的直接证据时间推前至约6万年前，显著早于此前普遍引用的约4000年前埃及材料。

最早毒箭证据被大幅改写

长期以来，全球最早的毒箭使用证据被认为来自埃及Naga ed Der考古遗址的一座墓葬：一支距今约4000年的骨制箭头上发现黑色有毒残留物，被视为古代毒箭的典型案例。

来自南部非洲的新研究对这一时间框架提出修正。研究团队在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Umhlatuzana岩洞出土的石英背部微石器上，检测到明确的植物毒素分子痕迹。这些石制箭头年代约为6万年前，目前被视为全球已知最早的直接毒箭狩猎证据。

研究指出，这一发现不仅将毒箭使用的时间大幅提前，也为理解非洲早期弓箭技术及相关知识体系提供了新材料。

Umhlatuzana岩洞：重要石器时代遗址

Umhlatuzana岩洞位于德班与彼得马里茨堡之间，20世纪80年代为配合N3高速公路建设保护工程而部分发掘。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该遗址是南部非洲重要的石器时代遗址之一，狩猎采集者至少自约7万年前起在此活动，人类占据持续至几千年前。

南部非洲有长期使用毒箭狩猎的传统。此前，南非与瑞典考古学家在多处遗址发现距今数百年至约1000年的箭头残留物，显示出多种不同的箭毒配方。南非克鲁格洞穴出土的三个约7000年前骨制箭头，被发现与装有毒药的骨容器一同出土，为毒箭使用提供了直接分子证据，将相关时间点从埃及的约4000年前进一步推前约3000年。

此外，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的边境洞穴，研究人员曾在一根距今3.5万至2.5万年的木棍和一块蜂蜡上发现毒药痕迹，被视为早期狩猎毒药的间接证据。

约20年前，研究者在对Umhlatuzana部分文物进行功能分析时，已在部分距今约6万年的石英背部微石器上发现使用磨损和粘合剂残留，推测其可能被安装为箭头。最新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毒素成分。

植物来源毒素及其鉴定

最新分析由斯德哥尔摩大学考古实验室开展。研究团队在Umhlatuzana出土的10件石英箭头中，有5件检测到两种有毒植物生物碱：buphandrine和epibuphanisine。

研究称，这两种生物碱存在于多种南非石蒜科植物中，该类植物以球茎生长为特征。其中，俗称“gifbol”（毒球茎，学名Boophone disticha）的植物在文献中被明确记录为箭毒来源，其球茎含有有毒汁液。

同样的生物碱此前也在一批约250年前由瑞典旅行者在南部非洲采集的骨制箭头上被检测到。研究人员据此认为，这类以gifbol为基础的毒药在该地区已被使用数千年。

在10件样本中有5件检测到相同特定生物碱，被研究团队视为系统性使用而非偶然污染。研究还指出，含buphandrine和epibuphanisine的物质既不用于商业用途，也不用于考古保护处理，从而排除现代污染来源的可能性。

研究者指出，gifbol球茎寿命可达百年以上，能耐受干旱和火灾，原产于南非，分布于草原、稀树草原和卡鲁植被区，在南非南部、东部和北部广泛存在。从地理位置看，该植物生长区距离Umhlatuzana岩洞在步行一日范围内，数万年前当地人群具备采集条件。

研究还认为，gifbol球茎中的有毒化学物质稳定性较强，即便在潮湿环境中也不易分解，并能与石制箭头等矿物表面牢固结合，这可能是其在Umhlatuzana文物上得以保存约6万年的原因。

复杂狩猎技术与认知能力线索

研究团队将含gifbol毒素的石英箭头视为目前南部非洲乃至全球最早的直接毒箭狩猎证据，年代约为6万年前。

研究指出，这一发现显示，当时的弓箭使用者已掌握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包括识别有毒植物、提取并配制毒液，以及将其有效涂抹于箭头之上。同时，猎人需要了解猎物的生态和行为特征，知道毒药在猎物体内并非立即致命，而是通过延迟发作使其逐渐虚弱，从而配合长时间追踪完成捕猎，这类方式被称为“持久狩猎”。

研究认为，这种远距离、隐蔽的狩猎方式涉及抑制即时行动、延迟出手等能力，反映出复杂的认知过程。由于毒药依赖化学作用而非单纯物理力量，猎人需要具备较高水平的计划能力、抽象思维和因果推理能力。

研究团队表示，这批文物不仅提供了人类使用毒箭狩猎的最早直接证据，也为理解南部非洲早期人群的环境适应方式、技术行为复杂性以及与现代人类行为相关的特征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文章作者为约翰内斯堡大学古生物研究所专注于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教授Marlize Lombard。相关内容发表于网站“The Conversation”，并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