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以马丁·路德·金命名的联邦假日，人们通常聚焦于他在争取种族平等方面的历史角色。但有研究指出，金在其后期公共活动中，同样将经济正义视为民权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并提出以“有保障的收入”应对贫困与不平等。

从民权到“有保障收入”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面对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贫困问题以及自动化可能取代工人的担忧，马丁·路德·金开始公开主张由政府提供有保障的年收入。他认为，这一机制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有助于缓解黑人群体及其他贫困人群面临的经济困境。

1967年，金在谈及这一设想时表示，民权运动“现在必须开始组织争取有保障的年收入”，并认为这将“极大地帮助解决黑人经济问题以及许多其他贫困群体面临的经济问题”。

在当代政策讨论中，这一思路通常被归入“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框架，即由政府向所有公民直接发放现金，用于支付基本生活开支。

美国多地试点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来，美国已有十多个城市启动了全民基本收入项目，多为规模有限或试点性质，主要面向部分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有保障的现金补助。这些项目的具体设计各不相同，但均以直接发放现金、提高收入稳定性为目标。

两位来自阿勒格尼学院（Allegheny College）的政治学学者——助理教授塔拉·威廉姆斯（Tarah Williams）和副教授、政治参与中心主任安德鲁·布洛泽（Andrew Bloeser）——一直跟踪相关试验，并对美国公众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态度展开研究。

调查显示整体支持度较高

威廉姆斯近期参与合著的一项研究，对三项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全民基本收入在整体上“总体上受到欢迎”。在其中两项调查中，多数白人美国人表示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提案，低收入群体的支持率尤其突出。

研究者指出，这与马丁·路德·金当年的判断相符——即低收入白人有动力支持此类政策，因为他们同样可以从中受益。

不过，研究也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对群体：在“种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得分较高的人群中，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度显著偏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使用“种族怨恨”量表来描述和衡量针对黑人的偏见态度。

在这些人群中，收入水平进一步拉大了态度差异。研究显示，种族怨恨较高且收入较高的白人尤其倾向于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研究者认为，正如马丁·路德·金当年所意识到的，这部分群体可能构成对相关政策的有力反对力量。

经济利益与种族态度的交织

尽管如此，研究结果也显示，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种族怨恨对政策态度的影响。对于低收入且在种族怨恨量表上得分较高的白人而言，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度反而较高。研究者认为，在这一群体中，经济自利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压过了种族怨恨。

研究还发现，一部分对全民基本收入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来自收入较高、但种族怨恨水平较低的白人群体。这被视为跨经济阶层建立政策联盟的一个信号。

马丁·路德·金在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演讲中曾表示，“富人不能忽视穷人，因为富人和穷人都系于同一命运之衣”。研究者认为，他们的数据表明，在现实政治中，跨阶层、跨群体的联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的。

威廉姆斯和布洛泽此前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该研究利用2004年至2016年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的调查数据，发现对白人美国人而言，种族怨恨可以预测其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较低支持，但经济地位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者指出，经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白人美国人支持更为慷慨的福利政策，其中包括部分在种族问题上持有偏见的人群。这被视为一个信号，即种族怨恨并不必然阻止白人支持也会惠及黑人美国人的政策。

金时代的联盟实践与当下处境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公共活动中，马丁·路德·金长期尝试构建跨种族、跨阶层的长期联盟。他意识到，多种形式的种族偏见可能削弱这一努力，因此在策略上强调围绕共同经济利益进行组织。

金曾参与推动由贫困和工人阶级美国人组成的联盟，其中包括白人群体。他并未认为共同的经济进步可以自动消除种族偏见，但将其视为推动更广泛社会变革的起点。

当前，美国社会面临住房、医疗等多方面的“负担能力危机”，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被认为对部分白领岗位构成新的就业压力。这些因素在美国公共讨论中被视为推动全民基本收入呼声上升的背景之一。

威廉姆斯和布洛泽的研究指出，种族偏见仍然是反对全民基本收入及其他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不可逾越。研究者认为，马丁·路德·金关于通过共同经济利益构建联盟的实践经验，仍在当下政策讨论中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作者为阿勒格尼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塔拉·威廉姆斯和政治学副教授、政治参与中心主任安德鲁·布洛泽。文章原载于 The Conversation，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