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之前有政治，互联网之后也有政治。罗伯特·托平卡在其系列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写道，尽管过去十年不平等加剧与生活成本危机等议题本应是左翼擅长回应的领域，但网络空间的注意力与叙事主导权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反动派与右翼夺走。

托平卡将这一变化与平台机制的转向联系起来。他指出，早期的Twitter更像“市政广场”，Facebook也仍以熟人社交为核心，进步派曾在网络动员上占据优势。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被主流媒体与政治排除的声音能够借助线上社交网络形成线下组织，在高峰时期推动街头抗议，甚至影响政权更迭与对资本主义的问责。

但他认为，“好友—关注者”模式的参与上限逐渐显现。随着平台为延长用户停留时间而强化推荐机制，内容分发从社交关系转向算法驱动：Instagram引入来自未关注账户的“推荐帖子”，TikTok则进一步降低门槛，用户注册后即可进入无限短视频流，无需先建立社交网络。随后，Instagram Reels、YouTube Shorts等产品跟进。在X平台上，埃隆·马斯克恢复极右翼账户后，“为你推荐”信息流被描述为更易滋生种族主义与仇恨言论。

托平卡写道，平台从辩论与审议空间转向情绪与沉浸式消费，使得围绕“谁该为晚期资本主义日常屈辱负责”的叙事更容易被情绪化内容占据。反动派与右翼据此调整传播策略，将结构性问题归因于替罪羊，并在为“永久危机”设计的算法环境中获得共鸣。

与之对照，他认为自由派仍更多依赖报纸、广播辩论等旧媒体形式，以及以关注者为中心的平台（如Bluesky）。左翼也在延续传统媒体路径：推出新的印刷与在线期刊，并在参与主流媒体与批评主流媒体之间维持微妙平衡。

文章提到，一些左翼媒体与人物在公共讨论中产生影响。例如，Novara Media的阿什·萨卡尔被描述为电视辩论中少见的左翼代表；Jacobin为佐兰·曼达尼的竞选提供了讨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空间。在美国，“dirtbag left”阵营的播客《Chapo Trap House》也常在节目中嘲讽《纽约时报》，但托平卡认为，这类情绪宣泄式表达难以与右翼阵营的扩张相提并论。

托平卡指出，右翼已构建平行媒体生态，回避多数“真实新闻”，转而传播关于“教堂”“矩阵”或“文化马克思主义”等阴谋论叙事，宣称媒体存在操纵者并试图控制公众行为。他同时写到，这类网络亚文化不仅包含排外、种族主义与厌女倾向，也提供“同志情谊”、饮食法、自然疗法与锻炼方案等内容，并以表情包、直播等形式传播。

相比之下，他认为左翼未能形成替代性的新媒体生态，也缺少相互放大作品的机制，更多精力消耗在内部竞争。注意力经济的压力加剧了左翼长期存在的内讧倾向，既涉及立场与道德纯洁性的争执，也与内容生产者的生计压力相关。

文章以YouTube创作者娜塔莉·温恩（Natalie Wynn，网名ContraPoints）为例称，她将视频论文制作提升到更具作者风格的层级，结合电影灯光、法国理论、夸张对话与政治分析，但也常在左翼内部遭遇“捧高—打倒”的循环；分歧者不仅会指责其“出卖”，还可能制作“戏剧”视频进行反击。

托平卡还对比称，中右翼往往更愿意与右翼思想交流，而自由派与左翼则更倾向于回避思想交锋。他以美国民主党圈内推动的“丰裕”理论与左翼社会主义的争论为例，称讨论常将时间用于拆解对方观点，而非聚焦共同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写道，无论立场如何，“丰裕”议程为进步政治提供了机会，但右翼会借势推进，左翼则更常寻找其缺陷。

尽管如此，托平卡认为网络左翼仍显示出活力。他提到，爱尔兰喜剧演员弗兰基·麦克纳马拉以社交媒体街头采访方式，对“新晋辣爸”“健康战士”等文化类型进行冷面解读；YouTube频道《大象墓地》推出的“乔·罗根崇拜”纪录片被形容为类似亚当·柯蒂斯的风格但更幽默，并显示“轻蔑”可能比“道德恐慌”更能对抗“男性圈”文化。

文章最后提到，左翼“从发帖到政策”的路径也出现案例。巴勒斯坦裔美国网红卡特·阿布加扎莱将关于MAGA、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以及“加沙种族灭绝”的论述从TikTok带入其意外启动的国会竞选。托平卡写道，无论胜败，这类实践显示网络政治的关键在于争夺公众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他们认为什么在政治上可能；而网络右翼已围绕这一目标投入十年，如今一些左翼人士正试图减少内耗并重新投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