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钟——自1947年以来用于象征多重生存威胁的标志——近日被《原子科学家公报》调整至距离“午夜”85秒，创下该装置设立以来最接近“午夜”的纪录。文中指出，这一调整发生在“伊朗爆发全面战争之前”。

末日钟最初以“午夜”象征核灾难，用以提示核风险上升。随着时间推移，其指涉范围扩展至核战争之外，纳入全球变暖、颠覆性技术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遭侵蚀等被认为可能影响人类生存的风险。

“动员恐惧”的初衷与现实效果

文章称，末日钟自设立之初被定位为一种行动号召，意在提醒世界领导人及公众避免自满与冷漠。其目标并非制造“瘫痪性的焦虑”，而是试图以建设性的方式“动员恐惧”，并隐含传递一种希望：生存威胁可以被消除，危险有可能被克服。

不过，末日钟多年来不断向“午夜”逼近，从以“分钟”计逐步缩短到以“秒”计。文章认为，这种做法在强化紧迫感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公众焦虑。文中进一步提出，当“迫在眉睫的灾难”叙事被持续强化时，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一方面使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趋于迟钝，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用来为以紧迫感和恐惧驱动的政治辩护提供空间。

围绕末日钟的质疑

文章提到，末日钟长期面临批评，包括对其“精准性”的质疑以及认为其带有“作秀”或“意识形态影响”的指控。文中提出更核心的问题在于：末日钟是否实现了其宣称的目的，即促使人们采取变革性行动以应对广泛认可的生存风险。文章同时指出，将人类置于“永久的高度警戒状态”，未必有助于政策制定或科学推进。

文章还回顾称，核战争与“即将来临的末日”叙事在历史上曾被用于投射权威，并为危险的秘密政治辩护，相关遗产往往以牺牲公众健康与福祉为代价。文中以冷战时期为例称，美国曾在民众中战略性激发对与苏联发生核战争的紧迫感；当时教育与宣传交织，学校教授学生应对潜在核攻击的“鸭子和掩护”技巧，部分民众在家中修建掩体，数十亿美元投入军工复合体。文章称，批评这些准备措施的人可能被指为“不爱国”或“共产主义者”，并遭遇麦卡锡主义与“红色恐慌”的迫害。

文章认为，最终这种“末日感”以社会与国家安全为代价，而所担忧的威胁并未发生。文中并称，出于对轰炸的恐惧，美国通过核试验与军备生产使自身人口暴露于放射性沉降物等风险。

“灾难”如何被衡量与定义

文章指出，对世界面临严峻挑战的自满“不是选项”，但通过末日钟传递“几乎到了不可逆转地步”的观点，已不再有用或有益。随着末日钟所象征的“末日”变得更为抽象，且其涵盖范围已超出核战争，文章认为，对地球上许多人而言，“午夜时刻”早已发生。

文中强调，应认识到特权群体与边缘化群体在灾难体验上的差异：前者将灾难视为未来可能，后者则生活在被描述为“回收利用世界”的现实之中。文章据此提出，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衡量与定义迫在眉睫的灾难。

文章还称，将末日钟校准到越来越狭窄的“秒数”，构建了一种想象框架，把有意义的变化等同于“把钟拨回”。与之相比，更诚实且更有用的做法可能是承认人类已经生活在“悬崖边缘”。

文章引用荷兰文化历史学家约翰·胡伊津哈在1935年面对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兴起时的表述称：“我们都知道没有回头路可走，我们必须奋力前行。”

在文章看来，“距离午夜几秒”的不确定性与焦虑可能打破恐惧与希望之间的平衡，既可能使长期遭受暴力的种族化与边缘化社区的暴力被常态化，也可能为机会主义政治或对事件会自行解决的非理性信念提供土壤。文章最后提出，或许末日钟应当“敲响12点”——不是作为终点，而是作为信号，提示焦点需要从预防转向另一种应对方式；在许多领域，承认危机已到来被视为走向恢复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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