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格陵兰的最新争端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多次提出希望从丹麦手中收购格陵兰，并在此后不断强化相关表态和举措。据多家媒体报道，这一想法已被丹麦政府以及格陵兰政府明确拒绝。

丹麦、挪威及北约多国领导人对这一系列动作表示不安和不满。有报道指出，相关言行被部分欧洲领导人视为冒犯，导致公开摩擦加剧。一些分析认为，围绕格陵兰的争端，正在成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对待传统盟友方式的集中体现。

特朗普政府在公开文件和外交政策演讲中强调“美国优先”的世界观。副总统JD·范斯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对外表态中，也多次就欧洲及盟友问题发表强硬言论。多家媒体援引欧洲官员观点称，这些表态在北约内部引发挫败感，并加深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有报道指出，若格陵兰问题持续升级，可能对北约的运作乃至这一战后跨大西洋安全联盟的前景构成压力。《华尔街日报》在相关报道中称，北约被视为“赢得冷战并领导全球”的关键架构之一。

美国与盟友关系的历史脉络

一名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前外交官回顾称，美国如何对待盟友，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历届政府面临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被称为“告别演说”的讲话中，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曾警告后人，应避免卷入“纠缠的联盟”，主张对各国“公平对待”，并提醒不要形成永久的友邦或永久的敌人。

不过，美国早期独立进程本身即依赖外部支持。1778年，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历时两年的外交斡旋后，北美殖民地与法国王国签署联盟条约。当时殖民地仍在为摆脱英国统治而作战。法国随后向美方提供士兵、资金和舰船支持。1781年，在法国舰队重大介入下，约克镇战役基本结束了战争进程，美国由此获得独立。

从孤立主义到世界大战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治领导人总体遵循华盛顿关于谨慎结盟的思路。大西洋在地理上为美国提供了与欧洲冲突保持距离的缓冲，其周边邻国人口和军事实力相对有限。除1812年与英国的战争外，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欧洲的政治与军事纷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国内最初倾向于避免介入。被称为“孤立主义”的政治力量在当时颇具影响，其支持者认为，欧洲战争服务于大企业利益。然而，随着德国潜艇击沉搭载美国乘客的跨大西洋船只，以及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恶化、英国和法国等欧洲民主政体面临威胁，美国中立立场难以维系。

1917年，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带领美国参战，与西欧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在向国会请求对德宣战时，威尔逊强调，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伙伴关系，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他表示，“只有民主国家的伙伴关系，才能维持坚定的和平协奏”。

战后，美国与法国、英国等盟国共同参与巴黎和会，推动战后欧洲重建，并在俄国革命后内战中进行干预。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和平与经济复苏推动美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经济强国。

但进入1920年代后，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事务上重新回归传统孤立主义取向，并延续至1930年代。1929年爆发的全球大萧条被普遍视为全球经济脆弱性的体现，许多美国民众认为，应优先处理国内经济问题，而非继续深度介入欧洲事务。

结盟对抗法西斯主义

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和日本在各自地区发动侵略，美国政府内部对安全形势的判断发生变化。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多名军事和政治高层认为，美国最终难以置身事外。航空技术的发展也削弱了美国依赖大西洋作为天然屏障的安全假设。

在国内舆论仍存在分歧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通过“租借法案”等方式向英国提供武器和物资，并与伦敦方面秘密开展军事规划。尽管美国在法律上仍保持中立，罗斯福政府在中立法案框架下尽可能为友好国家提供支持。

1941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明确将美国安全与海外局势联系起来。他指出，美国“国家和民主的未来与安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境之外的事件”，并强调在多个大洲，民主国家正在进行武装防御。如果这些防御失败，相关地区的人口和资源将被征服者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宣称一个“毫无准备、单枪匹马”的美国可以独自对抗全世界，是“不真实的”。

同年，日本袭击珍珠港，随后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美国随即与英国、“自由法国”等结成战时同盟，全面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盟国在军事和后勤等方面密切协作，用约三年半时间击败德国，并在不到四年时间内击败日本。

二战结束时，这一战时合作基础上形成了两个长期多边架构，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

战后同盟体系与多边机构

其中之一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该组织最初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及其他战时盟国，目前成员已扩展至32个国家，其中包括波兰、匈牙利和土耳其等。根据公开资料，北约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欧洲和平，并遏制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扩张。

支持者认为，在过去约80年中，除前南斯拉夫战争和当前乌克兰冲突外，欧洲未再爆发大规模战争，北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9·11”事件后，北约首次启动集体防御条款，成员国部队与美军一同前往阿富汗。

另一个关键机构是联合国。联合国兼具多重角色：既是人道援助平台，也是各国讨论国际议题的论坛，同时还是部分国际法规则的来源。联合国安理会多次授权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武力，例如第一次海湾战争，并有权在冲突地区部署维和部队。

除北约和联合国外，美国还与多国建立条约盟友或经国会指定的伙伴关系，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色列、若干南美国家及中东国家。部分相同国家还参与创建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和欧盟等机构。美国是除欧盟外上述机构的成员。

一名曾在美国外交系统任职35年的前官员表示，其职业生涯中曾与多家多边机构合作，尤其是在非洲稳定与发展议题上。这些机构通过维和行动和贷款、赠款等方式，参与维护地区安全并支持经济发展。

战后多边体系的支持者指出，过去数十年间，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武装冲突数量相对有限，跨国经济联系加强，在疾病防控和反恐等领域也出现了较多国际合作。批评者则认为，该体系未能阻止越南、乌克兰等高烈度冲突，且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均，部分群体未能从中受益。

在两种对盟友态度之间摇摆

回顾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实践，有观点认为，美国社会对盟友价值的看法长期在两种态度之间摆动：一方面是乔治·华盛顿式的谨慎，主张避免长期和“纠缠”的联盟；另一方面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时期的做法，即在认为有必要时与盟友深度捆绑、共同作战。

在这一背景下，当前围绕格陵兰的争端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传统盟友的表述，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对二战后同盟体系与现行国际秩序的一次重要考验。

（本文根据2025年2月20日发布的一篇文章更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