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2024年的一项研究，美国人在家庭内部因政治立场产生矛盾的情况较为普遍。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二的受访者曾与家人因政治问题发生争执，五分之一的人因争议性议题与家人疏远，另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因分歧而在社交媒体上屏蔽家人，或选择缺席家庭聚会。
研究者指出，与亲近的人长期难以化解冲突，可能对家庭关系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并对个体的身体健康、情绪状态以及寿命产生不利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修复关系通常涉及“宽恕”，但这一过程在公众理解中常被混淆和简化。
一名长期研究宽恕议题的学者、持证专业咨询师在其2021年出版的著作《实践宽恕：通往疗愈之路》中指出，许多人感到自己“必须宽恕”，仿佛宽恕是一种道德义务。她提到，类似“犯错是人之常情；宽恕则是神圣的”这类广为流传的说法，会让人认为宽恕本身代表道德上的优越。然而，在涉及伤害或创伤的情境中，修复关系不仅困难，有时甚至并不适宜，甚至可能存在风险。
这位学者强调，宽恕不必等同于和解。她认为，宽恕的核心是一个内在过程，即放下对加害者的恶意和情感负担，以便自身获得疗愈。是否重新协商关系、是否尝试和解，应被视为与宽恕相互独立的决策。
宽恕、因果报应与复仇
在一项发表于2025年的研究中，该学者与同事Alex Hodges和Jason Vannest共同探讨，人们在宽恕他人、目睹“因果报应”以及实施复仇时分别会经历哪些情绪，以及这些情绪有何差异。
研究团队将“宽恕”界定为：放弃对曾经伤害自己之人的恶意情感；“因果报应”指的是对方在未受到当事人主动报复的情况下，自行遭遇不利后果；“复仇”则指当事人主动采取报复行为。
在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分别回忆三类事件：一次自己宽恕他人的经历、一次目睹他人遭遇“因果报应”的经历，以及一次自己实施复仇的经历。每回忆完一类事件，参与者需填写问卷，报告在讲述该经历时所体验到的情绪。
结果显示，多数参与者表示，他们在面对伤害时更希望自己能够选择宽恕。具体而言，参与者表达出“想要宽恕”的可能性，大约是希望看到因果报应或实施复仇的1.5倍。
不过，参与者也普遍承认，相比宽恕，目睹“因果报应”更容易带来愉悦感。在情绪体验上，追求宽恕往往伴随更多悲伤和焦虑。研究发现，参与者在回忆宽恕经历时感到悲伤的可能性，大约是回忆因果报应或复仇经历时的1.5倍。研究者认为，宽恕过程更具压力、也更费力，因为它迫使人们直面压力、愤怒、悲伤等通常被视为负面的情绪。
宽恕与和解是两条不同路径
该学者指出，公众对宽恕感到困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宽恕常被与和解混为一谈。
在宽恕研究领域，“和解”通常与“人际宽恕”相关，指的是重新协商甚至修复一段关系。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合推进和解。例如，当一段关系被认为具有毒性或存在安全风险时，继续维持或修复关系可能并不有利。此外，在加害者已经去世或仅为陌生人的情形下，和解在现实层面也无从谈起。
她表示，宽恕并不完全依赖于关系是否得以修复。即便和解不可能，人们仍然可以选择放下对加害者的恶意，这一过程被称为“内在宽恕”。
该学者曾在一家医院的青少年病房从事咨询工作，服务对象均被评估为对自己或他人存在危险风险，其中不少人曾经历虐待。她表示，在设想这些青少年未来的“成功”状态时，更关注的是他们成年后能否不再被过去的创伤持续占据，而是能够体验到安全感、健康的人际关系、归属感与内心的平和。
她指出，这类结果往往并不依赖于与加害者达成和解。尤其在加害者未表现出悔意或未承诺作出实质性改变时，和解通常并不适宜。即便加害者表达了悔意，一些受害者在面对创伤时仍可能选择不再重新协商这段关系。
在她的咨询实践中，努力实现“内在宽恕”被视为一种方式，帮助来访者在日常生活中不再持续背负创伤、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负担。她举例称，来访者可以这样表述自己的转变：“我想从这个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我也不再期待。”通过意识到自己不太可能从对方那里获得所期望的信任、安全或爱，人们可以逐步解除对对方的期待，从而减轻过去过错带来的心理压力。
她认为，最终个体需要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在某人身上投入情感能量，维持愤怒或怨恨。放下对伤害自己之人的恶意往往并不容易，通常需要时间、耐心和持续的努力。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不会从某人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时，这一过程在情感上类似于“哀悼”，有些人会经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和抑郁等阶段，之后才可能在内心达成某种接受与宽恕，而无需承担重建关系的额外负担。
评估宽恕进程的四个步骤
基于上述研究和实践经验，该学者提出了四个步骤，帮助个体评估自己在宽恕过程中的位置。她还开发了一份名为“宽恕与和解清单”的工具，对这些步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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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交流
她建议，当事人可以选择与信任的人交谈，例如朋友、导师、咨询师或长辈。将难以启齿的经历说出口，有助于减轻痛苦，并在他人的反馈中获得对事件和相关人物的不同视角。 -
评估和解是否有益
在某些情形下，和解可能具有积极意义。破裂的关系有机会得到修复，甚至变得更为稳固，尤其是在加害者表达悔意并改变行为的前提下。不过，她强调，这一部分并不在受害者的掌控之中。 -
接受可能存在的“无法偿还”
她指出，也存在另一类情况：和解并无明显益处，或潜在益处被加害者缺乏悔意和改变所抵消。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可能需要接受这样一种现实——自己正在处理的是一笔无法偿还的情感债务，甚至包括实际损失。 -
区分人际宽恕与内在宽恕
在综合考虑自己对加害者的情感、和解的利弊，以及对方是否表现出悔意和改变之后，当事人可以进一步判断：如果希望宽恕对方，是选择“人际宽恕”，即与对方沟通并尝试重新协商关系，还是选择“内在宽恕”，即在自身内部调整情感和期待，而不必推进关系层面的和解。
她表示，无论采取哪一种路径，宽恕的共同点在于：个体放弃对他人的恶意情感。
文章作者理查德·巴尔金（Richard Balkin）是密西西比大学的杰出咨询教育教授。本文转载自《对话》（The Conversation）网站，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布。原文标题为《What we get wrong about forgiveness: A counseling professor unpack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tting go and making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