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去仅数年，一些政府便削减了数亿欧元的疫情相关资金；在洪水等灾害发生后，公共支出往往转向数十亿规模的赔偿与恢复，而非事前投入预防。围绕政府为何难以有效应对“重大但非紧急”的风险，经济学家Bas Heerma van Voss开展研究，并将于4月13日在拉德堡德大学答辩其博士论文。

Heerma van Voss在研究中指出，尽管“预防胜于治疗”在理性层面广为接受，但在现实政策中，政府常常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他将原因归结为可预测的认知偏差、政治体系运作方式以及国际层面的资金与治理动态，并考察了各国在核灾难、气候变化与疫情等重大风险议题上的应对行为。

专家建议同样可能受确认偏差影响

为理解风险预防为何难以落地，Heerma van Voss研究了风险分析师的行为。这类专家通常向政府提供有关社会威胁的评估与建议。他表示，与普通人一样，风险分析师也可能受到“确认偏差”影响，即更倾向于搜寻和采纳能够支持既有判断的信息。

研究显示，相较于其研究中的学生样本，风险分析师受到确认偏差影响的程度略低，但仍存在系统性认知偏差。Heerma van Voss指出，针对性的“去偏见”培训可帮助专家更快识别并避免偏差，但这类培训在实践中几乎未被系统性推行。他同时提到，专家往往不愿接受自身判断可能存在偏差的观点，使得这一相对直接的改进路径未被充分利用。

灾后投入上升、随后回落的“预防周期”

Heerma van Voss还观察了重大灾害发生后政府资金配置的变化，并总结出一种周期性模式：在疫情、洪水等事件发生后，相关领域的预防支出会显著上升，但数年后又出现长期下降，直至下一次灾难发生，“预防周期”再度启动。

他指出，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因为平均而言，每投入1欧元用于预防所带来的收益高于每投入1欧元用于灾后恢复。其原因并非风险本身发生变化，而是风险感知随时间推移而减弱：危机影响依旧巨大，但政治人物、政策制定者与选民对紧迫性的关注会迅速下降。

国际组织资金“指定用途”增加，灵活性受限

鉴于许多危机具有跨国乃至全球影响，Heerma van Voss进一步研究了国际组织内部的资金动态，并以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获得的预算为例。他指出，危机过后，各国往往减少对这些组织的自有贡献。

他同时表示，尽管总体资金未必减少，但资金更常被“指定用途”，即捐助承诺要求组织将资金用于非常具体的项目与计划。这在增强出资国对资金使用控制的同时，也显著降低了组织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对风险预防工作尤为关键。

研究提出从培训与制度层面改进

Heerma van Voss认为，若能认真处理上述问题，可能带来显著收益。他提出，可从相对小且可快速实施的措施入手，例如为风险分析师量身定制培训；同时也可考虑更大范围的制度调整，在可能情况下将预防工作与日常政治过程适度脱钩，以减少媒体与议会动态对长期预防投入的影响。

他以荷兰水政策为例称，相关做法已取得成效；在气候政策方面也在朝类似方向推进，包括设立由科学家组成的气候委员会以支持更面向未来的决策，并通过公民大会等方式增强民主合法性。他强调，应以同样理性的态度对待风险预防，因为相关风险足够重大，值得投入相应治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