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萨里大学一项最新研究，跨国企业即便声称对海外业务中的人权侵害“不知情”，也可能在英国面临诉讼。研究认为，随着司法实践发展，企业越来越难以依靠复杂的公司架构与跨境供应链安排来隔离法律责任，母公司及主要品牌方的潜在风险正在上升。

该研究发表在《商业与人权期刊》（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研究人员指出，英国及海外法院正更愿意将企业在人权领域的责任从“自愿承诺”转向“法律义务”的理解框架。在这一趋势下，针对大型跨国公司的诉讼数量增加，所涉指控包括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环境污染、不安全工作条件，以及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贡献等。

研究梳理了多起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以展示“战略性商业与人权诉讼”不断演变的路径。其中包括：数千名马拉维烟草农民在英国对英美烟草（British American Tobacco）提起诉讼，指控其供应链存在强迫劳动、童工及危险工作条件；移民工人对戴森（Dyson）提起诉讼，称其在海外生产戴森产品的工厂存在人口贩运与强迫劳动；以及荷兰针对壳牌（Shell）的气候诉讼，法院被要求评估主要能源公司是否负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符合人权与气候义务的注意义务。

萨里大学私法高级讲师埃卡特琳娜·阿里斯托娃（Ekaterina Aristova）博士在研究中表示，英国法院开始更明确地认识到企业责任不应止步于工厂边界；当企业从全球业务中获益时，也可能需要对相关人权侵害承担责任。她称，诉讼正在成为过去较难发声的个人与社区寻求救济的工具。

研究同时指出，一些过去被认为难以成立的法律路径正在影响法官对企业责任的判断，包括：确立母公司对海外供应链侵害的注意义务，以及将气候变化界定为可诉的损害。

在供应链责任方面，研究提到，随着企业将制造与采购转向劳动标准较弱的国家，英国法院正在检验企业所有者与采购商是否需要对供应链下游发生的强迫劳动、童工与不安全条件承担责任。该议题在2024年10月16日英国上议院特别委员会发布审查《2015年英国现代奴隶制法案》（Modern Slavery Act 2015）的报告后获得更多关注。研究认为，英国法院中出现的供应链相关诉讼案例，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更强立法回应的呼声。

在气候诉讼方面，研究认为气候变化已被更广泛地视为商业与人权议题，企业被告面临要求其减排的诉讼压力。研究提及荷兰案件“Milieudefensie诉皇家壳牌”（Milieudefensie v Royal Dutch Shell）：海牙地区法院于2021年裁定壳牌需在2030年前将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19年减少45%。研究称，这是法院首次对企业施加此类减排义务。该命令在上诉中被修改，目前正由荷兰最高法院审理。

阿里斯托娃表示，这类法律行动正在逐步把“软性”的人权期待转化为可执行的义务，并可能影响企业全球运营方式、可由谁提起诉讼以及企业对弱势工人与社区应承担的责任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