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警方近日针对“青少年帮派成员”发出反结社令（anti-association orders）的报道，引发外界对澳大利亚青少年帮派暴力治理路径的新一轮讨论。相关命令此前曾用于限制非法摩托车帮派成员活动，被视为一种旨在预防潜在危害的措施。

不过，澳大利亚国内以及国际层面对结社法的批评长期存在。多方观点认为，若要更有效应对青少年暴力与帮派问题，需要先厘清年轻人为何会被帮派吸引，并将政策重点更多放在基于证据的早期干预与预防。

数据与公共讨论：青少年犯罪总体下降，维州近期上升

澳大利亚统计数据显示，青少年犯罪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维多利亚州，10至17岁青少年犯罪数量近月出现上升。

与此同时，媒体与政治话语中，年轻人尤其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常被描绘为反社会、违法与犯罪行为的主要责任者。维多利亚警方数据显示，年轻人仅占所有犯罪者的13%，但相关报道在舆论场中的可见度较高。

研究与相关文献同时提醒，公共讨论中“帮派”标签存在被过度使用、甚至将普通友谊群体与青少年帮派混为一谈的情况。文献指出，将所有青少年朋友圈一概贴上帮派标签可能带来风险。

“青少年帮派”如何界定

相关定义将青少年帮派描述为：“任何持久的、街头导向的青少年团体，其非法活动是其群体身份的一部分。”在实践中，帮派往往由具有违法倾向的朋友群体构成，成员可能因共同态度与行为倾向而聚集。

文献还指出，在澳大利亚，帮派较少像美国或中美洲部分地区那样主动招募成员，这与澳大利亚整体上避免了跨国街头帮派影响有关。

风险因素：同伴影响突出，移民背景并非已证实风险项

在去年9月墨尔本西郊两名分别为15岁和12岁的男孩遇害后，维多利亚警方侦探督察格雷厄姆·班克斯曾表示，需要找到人们加入帮派的根本原因，并让他们不愿参与相关行为。

研究普遍认为，青少年犯罪并无单一成因，而是个人信念与态度、同伴群体、家庭、学校与社区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随着风险因素数量增加，年轻人发生暴力、犯罪或加入帮派的风险会上升。

在个人层面，风险因素包括自控力低、缺乏同理心、反社会信念与态度、物质使用，或自身曾受害等。相关研究同时指出，尽管舆论中常有相反说法，但种族或移民背景并未被证明是暴力、犯罪或帮派参与的风险因素。

在多项因素中，同伴被认为是影响帮派参与的最强因素之一：当年轻人的同伴存在违法行为时，其自身犯罪可能性更高。研究还指出，在缺乏合法社会资本获取途径的情况下，青少年帮派可能为被边缘化的年轻人提供归属感与社会身份。

家庭层面风险因素包括父母监管不足，以及虐待或忽视等不利家庭环境；学校层面包括逃学、成绩低下、在校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社区层面则包括社会经济劣势、社会凝聚力低与社区犯罪率高等。

研究强调，风险因素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犯罪。若年轻人具备良好的冲突解决能力、积极的友谊、稳固的家庭关系，以及教育与就业机会，其犯罪风险可能较低。

政策路径之争：更严厉法律措施效果受质疑，早期干预被指更关键

目前，维多利亚政府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砍刀禁令以及更严厉的保释法。但相关证据显示，更严厉的保释法未必达到预期威慑效果，并可能持续且不成比例地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

此外，研究与法律援助机构观点指出，处于保释状态的人尚未被判有罪，取消保释可能涉及对无罪推定权利的影响。昆士兰“成年犯罪，成年服刑”政策（列出33项罪行可使儿童受到与成年人相同处罚）也因可能加剧伤害而受到审视。

在财政层面，研究认为，严厉的保释与判刑法律可能带来意外后果：由于未能打破监禁循环，反而增加政府开支。

多份最佳实践建议提出，青少年暴力与帮派参与源于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多重风险的复杂交织，单靠立法难以改变。相较之下，与年轻人合作开展早期干预、并尽可能实现预防，被认为更符合证据导向。

研究建议，有风险的年轻人需要导师辅导、积极的学校参与以及更多就业机会，其家庭与社区也需要相应支持。维州已有相关支持项目，包括州政府项目与澳大利亚使命组织等机构提供的服务。相关项目通常被认为有效，但面临资金不足问题。

研究结论认为，只有通过充分资助并扩大基于证据的早期干预与预防项目，满足年轻人更广泛的社会与发展需求，才可能实现对青少年暴力与帮派参与的可持续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