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杰森·卡尔（Jason Carr）于2025年7月去世。报道称，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附近的水库默里湖游泳时，一种生活在温暖淡水中的罕见变形虫——福氏奈格里阿米巴（Naegleria fowleri）经由鼻腔进入体内，导致迅速致命的脑部感染。

公开数据对比显示，在美国，溺水每年约造成4500人死亡，而所谓“脑食性变形虫”相关感染病例通常每年仅有两三例。尽管如此，罕见但高度“生动”的死亡事件往往会显著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与应对方式。报道提到，2025年爱荷华州一例与该变形虫相关的死亡成为新闻焦点后，部分公开水域游泳者开始质疑湖泊是否安全；卫生官员则强调此类感染仍极为罕见。

围绕这类反应是否“非理性”，一位从事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哲学学者在文章中提出，争论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界定“理性”，以及科学界对人类理性的不同假设，会如何影响政府用于提升社会福利的政策工具选择。

文章梳理了两条主要学术路径的分歧。其一是行为经济学传统，延续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人的研究，强调启发式（心理捷径）会带来系统性偏差，使人们在判断与选择中出现可预测的错误，从而做出不符合自身利益或既有偏好的决定。其二是进化心理学视角，以格尔德·吉格伦泽（Gerd Gigerenzer）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同样的心理捷径在不确定环境中可能是适应性的高效策略，并非简单的“错误”。

文章以多个常见情境说明这种分歧如何影响对政策的理解：例如，同一医疗程序若被表述为“90%存活率”或“10%死亡率”，患者反应可能明显不同；又如在器官捐赠、退休储蓄或隐私设置等场景中，将某一选项设为默认值，往往会使多数人保持默认，仅因退出需要额外成本。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这些现象被视为框架效应、惯性等偏差的体现；而从进化或生态视角看，在信息、时间与注意力有限的现实环境中，依赖默认选项或更熟悉、更显眼的信息，可能是降低决策负担的有效方式。

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助推”（nudge）政策的争议。文中指出，选择环境的细微调整——例如将沙拉吧放在食堂取餐线更显眼的位置，或在菜单上优先列出素食选项——可能在不强制改变选择的情况下显著影响行为。行为经济学者通常将助推视为纠正认知偏差的工具；吉格伦泽等批评者则提出伦理层面的担忧，主张公共政策应更强调教育，而非通过微妙的选择架构影响公众行为。

文章将上述分歧概括为所谓“理性之争”（rationality wars），并进一步指出，“理性”并非单一概念。作者认为，人类行为在不同科学框架下可能呈现不同面貌：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中，许多决策显得有偏差且非最优；在进化或生态框架中，同样的决策可能被理解为对不确定性与资源约束的适应。

文章最后回到风险感知的现实例子，认为对罕见感染、飞行或饮用水污染的恐惧，并不必然等同于“理性失败”，而可能是在特定标准下显得非理性、在另一标准下却可被视为适应性反应。作者强调，关键不在于简单给反应贴上理性或非理性的标签，而在于明确所采用的理性观及其政策含义——公共政策究竟应侧重通过助推改变行为，还是通过教育提升公众的学习与自主决策能力，抑或通过重新设计环境来更好发挥人类推理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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