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资格参加总统选举以来，不少美国人时常以“如果某位候选人当选就搬去加拿大”来表达政治不满。在职场中，关于退休后移居巴塞罗那、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曼谷的讨论也并不少见。然而，近几年有关“离开美国”的话题，正在从随口一说的设想，转变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实际行动。

CS Global Partners 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侨民人数较2024年第四季度增长了102.4%。尽管这一增幅对应的实际人数仅约1285人，但反映出美国人选择长期在海外生活的趋势有所增强。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已经移居海外的美国人谈及了他们在基础设施、税务和公民权利方面遇到的隐性成本。

基础设施与落脚地选择

瓦莱丽·罗斯伯勒在结束销售和市场营销职业生涯后，选择在巴拿马退休。她表示，新冠疫情期间的全球经历让她重新思考与世界的联系。“我职业早期做过很多独自国际旅行，”她回忆称，看到世界各地同时经历同样的事情，让她重新产生了在海外生活的念头。

在正式决定前，罗斯伯勒曾在墨西哥居住六个月，以测试当地是否适合作为退休地。她最终认为，墨西哥并不符合自己的需求。“基础设施不适合我，”她说。她提到，墨西哥幅员辽阔，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的移动相对复杂，这对她的生活安排构成挑战。

之后，巴拿马进入她的考虑范围。她指出，巴拿马城拥有大型国际机场，往返北美的直飞航班较多，同时当地对退休人士提供多项折扣优惠，这些因素使巴拿马成为她理想的退休目的地。她目前往返巴拿马与华盛顿特区之间，以保持与子女的紧密联系。

罗斯伯勒还提到，自己在美国的居住地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移居流程。“我很幸运，因为我从华盛顿特区搬出，这里有巴拿马领事馆和大使馆，”她说，“我只需预约并携带必要文件即可。”

她指出，如果申请人所在地区没有目标国家的使领馆，相关签证和文件可能需要通过美国国务院并以邮寄方式办理，时间和程序上会更为繁琐。

税务安排带来的复杂性

除签证和基础设施外，税务问题是许多美国侨民面临的另一项关键成本。几年前，瑞安·钱德勒-多维斯与丈夫从弗吉尼亚州搬到墨西哥卡波圣卢卡斯生活。“我们到了这里，就觉得爱上了这个地方，”她说，随后开始了解当地移民条件。

她表示，墨西哥的移民政策相对灵活，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政府实行了统一的16%销售税”。在她看来，这意味着部分移民在未必承担高额所得税的情况下，也会通过消费缴纳16%的销售税，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因此在收入要求方面相对宽松。

不过，对于仍与美国保持税务联系的侨民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钱德勒-多维斯介绍，她的丈夫在墨西哥有收入，而她本人拥有一家注册在美国的企业，两人在墨西哥缴纳所得税。但他们发现，如果继续保留弗吉尼亚州住所，税务身份会发生变化，导致申报和缴纳义务更加复杂。

“就税务而言，弗吉尼亚是所谓的‘粘性州’，”她说。

除弗吉尼亚外，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纽约和南卡罗来纳州也被归为“粘性州”。报道指出，这些州在税务上对居民的认定较为严格，即便个人已经移居海外，仍可能被视为该州税务居民，被要求继续申报并缴纳州税。

据介绍，这些州还曾对部分认为“搬出美国即可切断与原居州税务联系”的侨民征收罚款，凸显了税务规划在移居决策中的重要性。

居住身份与投票权的取舍

在钱德勒-多维斯夫妇的案例中，放弃弗吉尼亚居住身份虽然有助于理顺税务关系，却带来了另一项代价——投票权受限。她表示，在没有美国地址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参与美国选举投票。

“要保持选民登记，你必须有美国地址，”她说。根据她的说法，相关规定要求，如果选民搬出美国，其选民登记必须反映其最后的美国地址。

这意味着，对于部分因政治原因考虑移居海外的美国人而言，可能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是简化税务和居住身份，另一方面则是维持参与美国选举的权利。

海外生活的多重成本

受访者的经历显示，移居海外对一些人而言是退休规划的一部分，对另一些人则是生活方式或政治选择。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海外生活往往伴随一系列在初期难以完全预见的隐性成本。

在目的地选择上，基础设施和便利程度是重要考量。罗斯伯勒在墨西哥的六个月试居经历，使她意识到当地基础设施不符合自身需求，最终转而选择巴拿马。她同时指出，居住在拥有目标国使领馆的城市，使签证和文件办理更为顺畅；而对于不具备这一条件的申请人，相关流程可能更长、更复杂。

税务问题则贯穿整个移居过程。即便部分国家对移民的收入要求较低，或通过消费税等形式分担财政负担，侨民仍需面对本国与居住国之间的税务关系，以及这些安排对个人财务、移民身份和长期居住权的影响。

此外，税务与居住身份的调整，还可能波及选民登记和投票权等非财务层面的权益。对于考虑在海外长期定居的美国人而言，如何在税务负担、行政便利与公民权利之间权衡，已成为移居决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