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苹果首席执行官的15年间，蒂姆·库克持续强化公司“隐私捍卫者”的公众形象。随着其计划于9月卸任，外界再次审视其隐私政策遗产：库克在美国及欧盟多次将隐私称为“基本权利”，并在多起事件中强调反对“监控式”数据收集；但苹果在部分海外市场为满足监管要求作出的调整，也令其隐私承诺面临争议。

库克在2015年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争议中巩固了苹果的亲隐私声誉。当时，FBI要求苹果协助解锁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大规模枪击案嫌疑人的iPhone，苹果拒绝配合绕过设备安全机制，包括四位数登录密码限制以及连续10次失败尝试后自动擦除数据的功能。库克随后向客户发布公开信称，美国政府要求苹果“创造一个我们根本没有的东西”，并表示构建可绕过安全的iOS版本将形成“后门”，即便政府声称仅用于个案，也无法保证这种工具不会被扩展使用。FBI最终撤回相关请求，称不再需要苹果协助。

在产品与市场传播层面，苹果也持续将隐私作为核心卖点。2019年，苹果推出广告语“隐私，这就是iPhone”，进一步强化其面向消费者的隐私定位。2021年，苹果上线“应用追踪透明度”（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功能，允许iPhone用户限制应用追踪其移动活动；库克当时表示，未经许可追踪用户的应用将被移除。同年，苹果起诉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NSO集团，指控其监控iPhone用户。库克在任内多次将隐私称为“基本人权”，并在2018年欧盟隐私会议上批评竞争对手Meta与谷歌广泛收集用户数据，称“这就是监控”。

不过，苹果在国际市场的合规选择，尤其是在其第二大且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使库克的隐私遗产更显复杂。报道指出，库克在维持苹果在中国的业务存在方面需要在监管要求与公司立场之间权衡，这对苹果供应链与消费者基础均至关重要。苹果最新财报显示，iPhone收入出现大幅增长，主要由中国市场需求回升推动。

隐私倡导者批评库克对中国监管要求过于顺从，认为相关做法可能影响中国客户的隐私与言论自由。苹果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库克此前在回应2017年苹果应要求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数百款应用的批评时表示，指责中国“收效甚微”。他称，企业进入一个国家并参与市场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并表示自己更倾向于“进入竞技场”，因为“站在场边永远不会有变化”。

在数据存储方面，2018年苹果将中国用户的iCloud账户转移至中国一家国有数据中心，以遵循此前实施的网络安全法要求，即中国大陆公司必须将数据存储在国内。根据相关表述，贵州云大数据中心（GCBD）的安排被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可能使中国政府更容易获取账户中的短信、电子邮件和图片。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对这一安排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助长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并指出中国执法部门在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执法中拥有广泛自由裁量权。国际特赦组织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中国互联网用户可能仅因表达、交流或获取当局不喜欢的信息和观点而面临逮捕和监禁。苹果在2018年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必须遵守新的中国网络安全法，并称“虽然我们曾反对iCloud受这些法律约束，但最终未能成功”。

据彭博社报道，在库克领导下，苹果也将俄罗斯用户的数据迁移至俄罗斯本地服务器以遵守当地法律，在该国打压异见与网络言论的背景下引发类似隐私担忧。

在中国市场，数据本地化之后监管压力仍在持续。2024年，北京要求苹果从iPhone应用商店移除Telegram等通讯应用，以及加密服务WhatsApp和Signal，苹果予以配合。苹果发言人当时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公司“有义务遵守我们运营所在国家的法律，即使我们不同意”。相关应用虽只能通过虚拟私人网络在中国访问，但仍拥有大量中国用户。

对通讯应用的限制也被视为更广泛下架趋势的一部分。2021年，《纽约时报》调查称，过去几年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中数以万计的应用消失，涉及外国新闻媒体、同性恋交友服务以及其他加密通讯应用。

在部分功能上线方面，苹果也因监管原因作出地区差异化安排。苹果于2021年发布“私密中继”（Private Relay）功能，旨在让任何人——包括苹果自身——都无法看到用户身份或其访问的网站，但该功能发布时未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推出，苹果称原因是监管限制。

科技透明项目（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主任凯蒂·保罗表示，苹果在隐私保护的市场营销上表现突出，但其实际运营方式与宣传之间存在差距。

即便在美国本土，苹果也因与执法部门合作方式受到批评。科技透明项目指出，2015年9月，在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发生前几个月，苹果在iPhone上默认开启iCloud，这一设置至今大致保持不变；开启iCloud意味着多数用户的数据可能在无需设备密码的情况下被执法部门获取。另据《滚石》2021年报道，一份FBI文件显示，通过搜查令或传票获取iMessage数据相对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