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近日在头版报道，一些公司将人工智能描述为推动“四天工作周”的关键，并称随着人工智能承担更多任务，员工将获得更多可支配时间。报道还援引部分高管与研究人员的观点称，在员工持续推动工作与生活平衡、尤其是年轻一代诉求增强的背景下，更多企业可能转向缩短工作周。

类似表述也出现在《财富》杂志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多位企业界人士公开谈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工时变化。Zoom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袁征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可以让生活更美好，并提出“为什么还要每周工作五天”的疑问，称企业最终可能支持三天或四天工作周，以“释放每个人的时间”。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也曾表示，技术进步可能将工作周缩短至三天半。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则公开提出，未来是否可能实现两天工作周值得思考。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进一步宣称，未来10至15年或不到20年内，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可能使“工作变得可选”，并称未来将不存在贫困、将实现“普遍高收入”。

不过，围绕“人工智能将带来更短工作周”的叙事，也引发对收益分配的质疑。文章作者指出，即便人工智能确实带来显著生产力提升，这一点本身仍未有定论。其援引麻省理工学院去年的一项研究称，尽管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上投入了300亿至400亿美元，但95%的组织未获得任何回报。

作者认为，若生产力提高，单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将上升，理论上社会整体将更富裕；但现实中，工人生产力多年来持续增长，经通胀调整后的中位数工资却几乎没有上涨。在此背景下，缩短工作周可能伴随相应的薪酬缩减：四天工作周对应四天工资，三天工作周对应三天工资。作者据此提出，随着人工智能接管部分工作内容，多数工人可能面临收入下降，或不得不通过兼职维持现有收入水平。

文章还回顾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0年论文《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中的判断。凯恩斯当时预测，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将超过为劳动力寻找新用途的能力，工作将减少；并认为到2030年，欧洲和美国生活水平将因技术进步显著提高，以至于人们不再为赚钱担忧，社会将面临“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的新问题。

作者表示，距离凯恩斯所指的2030年已不远，但现实并未呈现其设想的普遍富足图景。相反，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社会分化：少数人积累巨额财富，而大量人群勉强维生。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

文章以“iEverything”这一假想装置作比喻：若某个小盒子能生产人们想要的一切，问题将转向“谁有能力购买”。作者强调，生产力提升本身并非争议焦点，关键在于收益如何分配；当更少的人能完成更多工作时，报酬分配最终取决于权力结构。

作者指出，若工人缺乏要求分享生产力收益的议价能力，利润可能更多流向少数所有者，而更多人将以更少收入面对更丰富的商品与服务供给。文章认为，这一局面并非不可改变，但前提是普通劳动者能够获得足够的讨价还价能力。

在路径讨论上，作者称工会难以提供足够支撑，并给出数据对比：40年前，私营部门超过三分之一劳动力加入工会，而目前仅为6%。作者据此认为，剩余的关键变量在政治层面，即普通劳动者能否获得政治力量，推动通过更公平分配技术收益的法律安排，并提出包括以财富税资助托儿、养老和医疗等作为例示。

文章最后提醒，不应被“人工智能将释放员工时间”的说法所误导；真正的问题在于，若人工智能带来生产力提升，工人能否分享相应收益。作者称，除非受到外部压力，雇主不会主动分享这些收益。

文末署名信息显示，作者为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名誉教授，为《卫报》美国版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