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西里耶洛（Patrick Ciriello）在失业近一年仍未找到新工作后，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他对《卫报》表示，自己“跌入谷底”。

西里耶洛现年60岁，拥有信息管理硕士学位，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为银行、大学和制药公司设计软件系统。他回忆，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等冲击曾多次导致其失业，但此前每次最终都能重新就业。转折发生在2023年初：他从一家生产工业打印头的公司离职后，投递了数百份简历，岗位涵盖IT支持、客户服务，甚至当地超市熟食柜台，但始终未收到录用通知。

在失业前，西里耶洛与妻子、20岁的儿子以及家中的猫已在佛蒙特州北部一家汽车旅馆居住了一年，费用由州政府因其经济困难承担。2023年底该资助停止后，一家人被迫搬离，并在约四个月时间里睡在一辆丰田Highlander里，常在沃尔玛停车场过夜，白天则在图书馆和麦当劳使用免费WiFi继续求职。他称自己每天会收到“几乎1000条”工作提醒邮件。

2024年3月，他在领英收到一条招聘“内容撰写员”的信息，起初怀疑是骗局，但仍选择回复。入职后他才发现，工作内容实际上是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西里耶洛是《卫报》采访的五位50岁及以上技术工人之一。这些受访者表示，在原行业求职受挫后，他们转向一类正在扩张的新岗位：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参与AI模型训练。

报道指出，这类工作通常被称为数据标注或模型评估，主要对用于训练AI模型的信息进行标记与审核。例如，医生可能需要检查模型对医疗问题的回答，标注错误或不安全内容并提出改进建议，以帮助系统生成更可靠的回应。受访者也提到，这类训练的目标是提升模型能力，直至其能够胜任部分原本由人类完成的工作。

从事AI训练业务的公司包括Mercor、GlobalLogic、TEKsystems、micro1和Alignerr等，它们通过承包商网络组织劳动力，客户涵盖OpenAI、谷歌、Meta等科技公司，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和医疗、金融等行业。

不过，受访者普遍认为，这类工作更像是就业压力下的“过渡选择”。AARP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总裁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对《卫报》表示，美国60岁以上劳动者找到新工作的时间比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长约50%，且只有少数人能恢复到此前收入水平。他称，雇主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年长员工成本更高、技能不够“新”、培训难度更大。

城市研究所数据显示，美国50至54岁劳动者中约有一半被迫提前离开长期岗位，未能按原计划退休；疫情进一步加剧压力。经济政策研究所数据显示，2020年初约有570万名55岁以上劳动者失业，其中不少人至今未能重返稳定工作。约翰逊称，“外面有很多绝望”。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乔安娜·莱希（Joanna Lahey）将这类选择称为“过渡工作”——通常薪酬较低、压力较小，用于帮助临近退休的劳动者维持收入。她对《卫报》表示，AI训练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以往常见的临时工、零售、快餐或网约车、外卖等零工更合适，尤其对工程师、律师、护士或设计师等技术工种而言。

薪酬与稳定性方面，报道援引在线招聘信息称，AI训练岗位起薪约为每小时20美元，部分可升至30至40美元；拥有稀缺专业知识者时薪可能超过100美元，顶尖专家有时可超过180美元。但这类工作多为合同制，工时与收入波动较大，且通常缺乏福利。

西里耶洛的第一份AI训练工作来自一家承包公司，任务是训练谷歌的AI产品，包括Gemini模型。他时薪21美元、每周工作40小时，主要审查模型回答并识别错误，协助工程师优化系统表现。约一年后，他与同事在2025年1月的一次大规模裁员中被解雇。

此后，他通过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获得新合同，自2025年8月起为Meta评估AI模型回答。西里耶洛目前每周工作约40小时，时薪20美元，明显低于其早年IT岗位收入。他表示，这笔钱能覆盖房租、车贷、保险、水电和食物，但几乎没有结余，收入水平也使其符合医疗补助和食品券资格。他对《卫报》称，自己“可能永远不会退休”。

他还提到，多次失业与多年的医疗危机使家庭几乎没有积蓄，当前收入主要用于为残疾儿子建立经济保障，其妻子全职照护儿子，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他一人。

除西里耶洛外，52岁的丽贝卡·金布尔（Rebecca Kimble）也向《卫报》讲述了类似经历。她2009年毕业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作为急诊医学医生工作十余年，在美国多地急诊室救治病人，年收入约30万至50万美元。她表示，自己愿意去偏远地区工作。

金布尔的职业在2022年2月出现变化：她因酒驾被行政停职数月，获准复工后又被诊断出乳腺癌，手术与放疗使其远离临床工作超过两年。她称，准备回归时原以为经验会带来优势，但求职屡遭拒绝。报道援引美国医学会观点称，临床实践的长时间中断会增加医生重返岗位的难度，医院通常优先考虑仍在执业的候选人。

在导师建议下，金布尔转向AI数据训练。到2024年1月，她在多个平台同时接单，评估模型对医疗问题的回答。她称这是一种“极好的过渡”，但如果有机会仍愿回到急诊室。

另一名受访者安妮（化名）因担心孩子得知家庭经济状况而要求匿名。她现年60岁，拥有健康科学硕士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曾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工作18年，并在近两年担任助理教授，教授职业治疗博士生。她表示，自己后来患上长期新冠，脑雾与疲劳影响教学与会议参与，担心面对面授课加重病情，于2023年4月辞职。

安妮称，随后八个月里申请了约100个远程岗位，包括“课程设计师”和“助理教授”等，但未获录用。她在看到AI训练师招聘后申请入行，从学术界六位数薪资降至每小时26美元，为谷歌AI模型提供训练服务。工作近两年后，她在去年9月被裁员；目前通过人力资源公司为Meta训练模型，时薪较此前少1美元，收入仅能勉强覆盖房贷、学生贷款与水电等支出。

多名受访者表示，AI训练工作在智力上具有一定吸引力，但也暴露出合同制与零工化的不稳定。西里耶洛回忆，在第一家公司时他需要每小时完成12项任务，包括分析提示、评估回答并为准确度打分，他形容那是“科技血汗工厂”；而当前岗位更为灵活。

金布尔则称自己没有固定班次，任务在平台上不定时出现，“先到先得”。她起初有时凌晨4点起床抢任务，并直言“这不是一份工作，这是零工”。她通常每周做6至9小时训练，月收入约500至1000美元，时薪在30至140美元之间波动；有时工作量会升至每周25至30小时，也有些周完全没有任务。为补充收入，她还在宠物诊所兼职担任兽医技术员，并表示AI训练“是临时解决方案”，难以指望长期稳定。

对于AI对就业的影响，受访者态度不一。西里耶洛表示，看到人们依赖聊天机器人获取约会建议或医疗指导令他不安；他也不指望当前工作能持续太久，认为模型可能很快减少对人工监督的需求。但他同时称，自己并不担心技术会长期消灭岗位，更关注社会保障等体系不足以缓冲自动化带来的冲击。

金布尔表示，随着AI在医疗指导方面进步，她担心医院可能借此减少医生人数，但也认为医生应参与AI训练以引导模型输出更准确、负责任的医疗回应。安妮则对自身岗位安全相对乐观，认为AI仍会出错，未来仍需要训练人员。

报道最后提到，西里耶洛正在为未来做准备：过去一年他发展教练业务，帮助神经多样性客户应对职业与个人挑战，并在开发一门求职课程，计划不久上线。他对《卫报》表示，AI训练让他和家人得以维持生计，但他也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很可能一年后就不存在了”，因此选择“押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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