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兹大学、牛津大学和华威大学研究人员在《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跨国研究显示，个人在收入分布中的“排名”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强于其绝对收入水平或与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研究同时指出，这种关联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强弱不一，而公民与社区生活更为活跃的社会，可显著削弱收入排名对幸福感的影响。

该研究第一作者、利兹大学商学院行为决策副教授埃迪卡·奎斯佩-托雷布兰卡（Edika Quispe-Torreblanca）表示，收入排名带来的心理影响并非固定不变，其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周围的社会联系；在更重视社区参与的社会中，收入不平等引发的地位焦虑可能得到缓解。

研究使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13—2024年）六轮调查数据，覆盖109个国家、超过9万人次样本，被研究团队称为迄今较为全面的跨国检验之一，用以探讨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及其可能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排名越高，受访者报告的生活满意度越高。低收入排名与高收入排名人群之间的生活评价差距接近0—10分量表中的1分。研究还对比称，这一差距约为失业与全职就业之间幸福感差异的两倍、单身与分居之间差异的四倍。

在解释幸福感差异的因素比较中，研究人员检验了两种路径：一是“收入排名”（上方有多少人），二是“相对剥夺”（与上方人群的收入差距大小）。结果显示，在80%的国家中，仅以收入排名构建的模型拟合效果最佳，表明人们更关注自身在收入等级中的位置，而非与他人之间的差距幅度。

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收入排名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越弱。对个人而言，报告拥有更强社会支持、更多社区参与或更高制度信任的人群，其幸福感受收入排名影响较小。在国家层面，公民参与度最高的国家，收入排名对幸福感的影响比公民参与度最低的国家小80%。

与之相对，在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观更强的国家——即更强调经济与物质安全、相对弱化自我表达的国家——收入排名与幸福感的关联强度，较物质主义最弱的国家高出三倍以上。

研究指出，收入分布底层人群持续报告较差的心理健康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但原因可能涉及物质匮乏、社会等级以及收入差距等多重因素。研究团队据此提出，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单纯提高收入未必能显著提升幸福感，尤其在个体地位感并未改变的情况下；相较之下，增强社会资本可能有助于减轻较低收入排名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

该研究第二作者、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经济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扬-伊曼纽尔·德内夫（Jan-Emmanuel De Neve）表示，提升幸福感需要超越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单一视角；研究结果显示，信任、社区参与以及有意义的社会参与等社会资本，在塑造人们如何体验社会地位并评价生活质量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他补充称，强化社会联系的政策在提升幸福感方面，可能与提高收入的政策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