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夏季，一则关于“第一份工作应不计条件付出”的表态在美国职场舆论场引发争议，将不同世代对工作价值和时间分配的分歧推至台前。

代际观念冲突浮出水面

Squarespace首席营销官Kinjil Mathur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自己当年为获得第一份工作“愿意无偿工作，愿意在任何需要的时间工作——包括晚上和周末”，并称“你真的必须愿意做任何事，任何时间，任何薪酬，任何类型的工作”。

相关言论在网络上迅速遭到强烈反弹，批评者认为这类表述鼓励无偿加班和过度付出，尤其不符合当下年轻求职者的期待。随后，Mathur发表声明称，她原本是分享个人大学实习经历，但这些话被误解为对整整一代人的职业建议，并收回了相关表态。

这一事件被视为当今职场代际价值观冲突的缩影。一部分职场人士仍以牺牲个人福祉来体现“敬业”与“忠诚”，而年轻员工则更强调工作与生活的边界。

咨询公司美世（Mercer）全球转型服务负责人Ravin Jesuthasan在2024年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这一态度与许多前辈的成长经历不同。他表示，这在西方尤为明显：过去在不少西方国家，长期服务同一雇主往往意味着确定的养老金和退休医疗保障，如今这些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

从“压力等于重要”到质疑“压力炫耀”

在传统西方职场文化中，压力长期被视为岗位重要性和工作挑战度的象征。抱怨忙碌和高压，往往被解读为自身价值和不可替代性的间接证明。

然而，年轻一代对这种“压力炫耀”态度明显不同。所谓“压力炫耀”，是指以某种自豪感谈论自己过度工作、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对许多Z世代而言，这更像是时间管理不善，甚至是不健康工作关系的表现。

佐治亚大学研究人员在2024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那些最爱“炫耀压力”的人，在同龄人眼中反而评价更低。研究发现，这类人被认为能力较弱，而非更强。这一结果反映出，在经历了几代人将时间等同于效率、将忙碌等同于重要性之后，Z世代正在以不同视角重新审视时间的价值。

在危机与不确定中成长的一代

Z世代成长于传统工作契约和忠诚承诺不断弱化的时期，个人时间投入与长期保障之间的联系日益松散。他们在成长期先后经历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以及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

这一代人童年时期目睹父母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焦虑与不安，其世界观在未充分监管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形成，心理健康因此受到负面影响；疫情封锁又打断了他们部分关键成长阶段。对刚步入职场的他们而言，新挑战几乎每天都在出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Z世代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强调合理的时间管理、心理健康和整体福祉。他们对“意义感”和“快乐”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前几代人对物质财富的攀比。尽管“金钱买不到幸福”这一说法由来已久，但被视为现代历史上焦虑和抑郁水平最高的一代，显然更深刻地将这一观点内化。

从物质比较到社交媒体比较

多项研究表明，在生活和工作优先事项上，Z世代更倾向于在经济与情感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更看重高质量时间而非单纯的收入最大化。

根据Intuit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四分之三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他们宁愿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更多存款；66%的人称自己赚钱主要是为了支持个人兴趣。

研究还显示，社交比较的焦点也在发生变化：从房屋、汽车等传统物质标志，转向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表现。调查显示，33%的Z世代会将自己与社交媒体上的他人进行比较，而整体人群中这一比例为14%；70%的Z世代觉得自己“落后于”网络上的人，其他世代这一比例为50%。

德勤在2024年针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调查显示，受访者在选择雇主时，将工作与生活平衡列为首要考量，其次是灵活工时和缩短工作周，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均高于薪资水平。

四天工作制为何契合Z世代诉求

在上述背景下，Z世代被视为推动缩短工作周的“天然拥趸”。对他们而言，四天工作制不仅意味着更多休闲时间——而休闲本身被这一代人看得比薪酬更重——也被多项研究证明有助于降低压力、焦虑、倦怠和抑郁。

报道指出，四天工作制还被视为应对多项集体性挑战的潜在工具，包括在数字时代修复家庭与社区关系、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此外，更短的工作周也为Z世代留出更多时间参与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业，而研究显示，这正是驱动这一代人的主要动力之一。

对四天工作制的高度认同

多项调查显示，Z世代不仅对四天工作制持积极态度，而且普遍认为其“可行且必然会到来”。

2024年一项针对美国18至27岁Z世代学生和职场人士的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四天工作制应成为标准，高于前一年的76%。同一研究还发现，大多数年轻人已开始利用新兴技术提高效率，72%表示自己经常使用生成式工具来完成任务。

在这些用户中，72%称通过使用相关技术，每周节省了1至10小时的学习时间；14%的人表示每周减少了超过10小时的工作时间。

年轻人对缩短工作周的热情也体现在对传统福利的取舍上。根据Bankrate在2023年的调查，92%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受访者表示，愿意牺牲其他常见职场福利以换取四天工作制；X世代这一比例为89%，婴儿潮一代为80%。

在所有世代中，最常被愿意放弃的福利是传统的八小时工作制：5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在剩余四天内延长每日工作时间，以换取三天休息。其次是变动岗位或雇主，37%的人称愿意为更短的工作周更换行业、工作或公司。

工作与生活平衡首次压过薪酬

对更短工作周的偏好并非Z世代独有。Hays在2023年对英国12,000名员工的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更愿意在办公室实行四天工作制，而不是传统的五天混合办公模式。

全球人力资源公司任仕达（Randstad）在其2025年年度报告中指出，自2004年开始对全球数千名员工进行工作偏好调查以来，员工首次将工作与生活平衡置于薪酬之上。在该公司覆盖26,000名员工的全球调查中，83%的受访者将工作与生活平衡列为首要优先事项，其中Z世代员工对此偏好的表达更为强烈。

报告认为，即便其他世代在接受四天工作制方面相对缓慢，仍有理由相信这一制度在未来具有较大推广空间，原因在于它与未来潜在领导者这一代人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

本文经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授权转载，改编自Joe O’Connor和Jared Lindzon所著《Do More in Four: Why It’s Time for a Shorter Workweek》。版权归作者所有，20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