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沃伦·巴菲特规划身后财富去向的安排中，他的三名子女将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慈善决策者之一。

根据巴菲特此前公布的计划，他去世后全部个人财富将转入一个由长女苏珊·A（苏西）·巴菲特、长子霍华德·G（霍伊）·巴菲特和次子彼得·巴菲特共同监管的新慈善基金会。彭博社数据显示，这位现年95岁的投资者身家估计已超过1500亿美元。

巴菲特为这笔财富设定了两项关键约束：其一，全部资金须在其去世后10年内捐赠完毕；其二，三名子女在每一笔资金分配上必须达成一致。这意味着，按当前规模计算，三人每年需要捐出至少约150亿美元。根据Giving USA截至2024年的数据，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的约4%。若巴菲特财富继续增长，年度捐赠规模可能进一步上升。

在接受CNBC主持人贝基·奎克的罕见联合采访时，三人表示，这一安排在家族内部带来了不小压力。彼得·巴菲特回忆，得知将负责分配父亲财富时，他曾直接致电父亲表示“想退出”，巴菲特回应称“并不责怪他”，但这一责任最终仍由三人共同承担。

家庭背景与慈善观形成

三兄妹在采访中表示，他们的世界观、优先事项和慈善理念都源自巴菲特家庭的日常生活，而非巨额财富本身。

在父亲财富开始积累的阶段，三人称自己过着中产或中上阶层的生活：乘公交车上公立学校，做家务赚零花钱，并从事兼职工作。他们记得，沃伦·巴菲特当时开的是一辆蓝色大众甲壳虫，母亲苏珊·T·巴菲特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并在家中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换学生。

苏西·巴菲特回忆，小学时在填写人口普查表格时，母亲让她在“父亲职业”一栏写上“证券分析师”。她当时误以为父亲是“检查防盗报警器的人”。

随着成年后组建家庭并寻找各自事业方向，三人逐步走上慈善之路。自2006年起，长期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CEO的沃伦·巴菲特每年向三名子女各自的基金会捐赠伯克希尔股份，使他们在大规模慈善运作方面积累了逾20年的实践经验。

目前，苏西·巴菲特常驻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通过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和舍伍德基金会，重点支持早期儿童教育和社会正义项目；霍伊·巴菲特居住在伊利诺伊州，领导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主要在海外开展工作，关注粮食安全和冲突解决；彼得·巴菲特则在纽约州北部领导诺沃基金会，聚焦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及经济相关项目。

三人表示，沃伦·巴菲特并未对未来资金用途作出具体指示，仅提出资金应投向“较不幸的人”。在2024年感恩节致股东和公众的一封信中，巴菲特解释了为何将如此大自由度交给子女。他写道，自己“非常了解他们三人，完全信任他们”，并指出在2006年至2024年间，他有机会观察每个子女的行动，相信他们已在大规模慈善和人类行为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他还表示，三人“享受经济上的舒适，但并不执着于财富”，并称这是他们母亲传授的价值观。

共同决策与角色分工

按照现有安排，苏西、霍伊和彼得未来可能在各自熟悉的领域继续深耕，同时也会共同资助部分联合项目。由于所有资金分配必须获得三人一致同意，他们认为这一机制既带来挑战，也提供了一种内部制衡方式。

苏西·巴菲特提到，这一规则在面对外部资金请求时，也让他们更容易拒绝某些项目，因为可以将决定归因于“兄弟不同意”。

随着这笔规模空前的遗赠逐步进入执行阶段，三人总结了他们在资本和慈善运用方面的五项原则和策略。

一、保持灵活性

三兄妹认为，世界局势和社会需求不断变化，慈善策略必须具备足够弹性。无论是支持的领域，还是具体合作的机构和个人，都可能随时间调整。

苏西·巴菲特回忆，沃伦·巴菲特常说，“这是我现在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在我去世后10年或20年是否仍然如此”。

霍伊·巴菲特以非洲项目为例指出，当地工作往往需要与政府合作，而政府更迭频繁，局势变化迅速。他提到，在东刚果等地区开展项目时，灵活性尤为重要。

二、接受风险与失败

霍伊·巴菲特将慈善形容为“世界的风险资本”，认为基金会应承担更大风险，即便部分项目最终失败。

苏西·巴菲特表示，有些项目不会按预期发展，但这类经历本身具有学习价值。她提到，身处奥马哈、远离主要舆论中心，使团队在尝试新项目时压力相对较小。

她说，团队成员多次表示，能够在一个“允许犯错、允许失败”的环境中工作“令人耳目一新”。她观察到，其他非营利机构领导者往往更不愿冒险，因为担心在会议或汇报中谈及可能失败的项目。

霍伊·巴菲特同时强调，并非所有失败都可以被接受。如果错误源于明显不当的决策，则“是不行的”；但若在充分预见挑战的前提下仍出现失败，则属于可以接受的风险。

三、重视实地考察

在三人看来，报告和研究固然重要，但亲临现场、接触受助群体不可替代。

霍伊·巴菲特表示，他已前往非洲97次，并认为第98次仍会有新的收获。他说，每次置身于动态环境中，都会看到不同情况。

彼得·巴菲特则用“不到现场，你永远不知道”概括自己的看法。他回忆，创立基金会之初，曾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但在访问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孟加拉国后，切身感受到当地需求规模“令人难以承受”，此后逐步收缩目标范围。

目前，他参与的一个重点项目是支持纽约州金斯顿社区，该地靠近他的居住地。他表示，这种地理上的接近有助于他更频繁地观察项目进展，理解哪些干预方式更有效，“必须待在一个我几乎每天都能去的地方”。

四、在信任基础上强化核查

在未来十年内，三人将需要批出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级别的赠款。霍伊·巴菲特指出，通常只有政府和大型机构具备处理如此规模资金的能力，但他对部分机构的判断能力和管理成本持保留态度。

因此，建立信任与问责机制被视为关键环节。霍伊表示，他在赠款信中通常会加入一项条款，允许基金会在任何时间、基于任何理由终止资金支持；同时还会加入“无成本延期”条款，要求预算中未使用的资金必须退回，而不能挪作他用。

随着合作关系的累积，他称基金会已形成一批稳定合作伙伴。“我们有五六个合作伙伴，每年定期给予数千万美元”，在长期合作中，双方逐步建立起对彼此运作方式和期望的信任。

在苏西·巴菲特看来，信任还包括对负面信息的充分披露。她表示，希望合作方在出现问题时“把所有坏消息都说出来”，并强调需要在一开始就向对方明确这一期待。

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成本控制方面，巴菲特家族沿袭了沃伦·巴菲特及伯克希尔·哈撒韦一贯的低成本风格，力求让每一美元慈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

霍伊·巴菲特介绍，其基金会的“分配比例”（即运营成本与对外拨款的比率）仅为1.3%。他表示，这种对效率的重视“已经深深植入我们心中”，并认为这是父亲对他们的期待之一。

他还提到，精简的员工结构和小团队有助于加快决策速度，类似伯克希尔的运作文化。他举例称，自己曾在某些场合，在两小时会议结束后当场作出5000万美元级别的资助决定，“我们想做这件事，我们就花钱”。

苏西·巴菲特则指出，这种快速决策方式与许多基金会形成对比。后者往往需要召开董事会，由受托人审议并投票，流程较为冗长。她表示，外界常对他们的决策速度感到惊讶。

随着沃伦·巴菲特身后财富安排逐步进入执行阶段，三兄妹将在未来十年内按照上述原则推进捐赠计划，在既定时间框架内完成对逾1500亿美元资产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