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观察人工智能在育儿场景中的应用方向，一些从业者认为，与其关注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不如走进深夜的普通家庭客厅。部分刚成为父母的人工智能工程师，在高压、信息不完备的真实环境中尝试技术工具，这些实践正在为相关产品提供早期信号。

在育儿过程中，父母往往面临高风险决策、长期睡眠不足和频繁的即时判断。报道指出，在这样的情境下，没有父母愿意使用会增加摩擦、噪音或负罪感的工具。因此，尤其是兼具技术背景和育儿经验的父母，正成为人工智能产品设计中一个重要但此前较少被系统关注的信息来源。

工程师父亲自建“机器人”助手

达尼什·马苏德（Daanish Masood）的做法是一个案例。当他独自照顾年幼儿子、缺乏伴侣分担早期育儿事务时，凭借技术背景和现实需求，他开发了一个专用人工智能系统。该系统以儿童发展研究成果以及鲁米（Rumi）和《道德经》等哲学著作为训练数据，被他和儿子称为“机器人”（Robot）。

据介绍，这一智能代理可以根据年龄特点推荐外出活动，协助规划餐单，并创作原创史诗太空冒险故事的新章节，成为父子二人睡前仪式的一部分。马苏德刻意使用“机器人”这一名称，以强调它并非人类，而是一个讨论“何为人类”的切入点。

在使用过程中，父亲和孩子共同向“机器人”提问，例如如何在万圣节装扮成黑洞等，以此增加互动，而不是用技术替代互动。当“机器人”出现错误时，这些失误被用来讨论技术局限和人类判断的重要性。相关观点认为，在育儿等场景中，关键不在于人工智能能代替完成多少任务，而在于它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参与其中。

从个人困境到面向大众的育儿工具

类似的经验也出现在由父母创立的公司中。这些创始人往往在亲身经历育儿挑战后，尝试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问题。

路易斯·加尔萨（Luis Garza）在成为父亲后意识到，在孩子神经发育最关键的几年里，他与许多父母一样，对孩子的发展状况缺乏清晰把握。为此，他开发了Kinedu，这是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旨在帮助新手父母在早期阶段承担“第一任教师”的角色。

这款最初为解决个人育儿难题而设计的产品，后来发展为面向全球的平台。据介绍，Kinedu目前已筹集资金超过1800万美元，用户数量约为1900万。

另一位创始人卡拉·斯莫尔（Carla Small）的动机来自子女的阅读困难。她的儿子在二年级之前一直未能获得专业支持。她随后开发了EarlyBird，这是一款基于游戏的评估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在儿童入学前识别潜在阅读障碍，包括阅读障碍症。

该平台由认知神经科学家纳丁·加布（Nadine Gaab）共同开发，基于“语言基础学习从胎儿期就已开始”的观点。通过这一工具，家庭和教育工作者可以更早发现传统体系中常被忽视的阅读问题。报道指出，相关实践也与政策变化形成呼应，部分美国州近期调整了有关阅读障碍筛查的立法顺序和要求，被视为“产品源于真实体验、政策随后跟进”的一例。

“近距离专业知识”进入技术与政策讨论

这些案例被归纳为一种“近距离专业知识”的体现。社会创新领域将这一概念用于描述：那些既接近技术、又直接经历所要解决问题的人群，能够提供独特视角。

在人工智能与育儿交汇的场景中，父母一方面接触到技术扩展人类能力的潜力，另一方面也直面其可能削弱人类能动性和信任的风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权衡利弊，而相关决策直接影响到子女。

报道指出，这类父母可以将自身经验带入技术研发和政策讨论。他们倾向于质疑以负罪感为导向的产品设计，抵制以创新名义带来的信息过载，并关注当前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意外后果。同时，他们也会明确哪些人类特质需要保持不可替代，例如安慰、道德判断、陪伴以及养育过程中的关系性工作，这些部分被认为不应交由技术代理完成。

在这一视角下，父母在深夜为应对育儿挑战而形成的策略，可能成为他人产品路线图的参考；他们在实践中形成的设计边界，也可能为政策制定提供约束思路。

育儿场景中的技术试验场

文章将育儿形容为“人类最古老的操作系统”，其运行依赖极少睡眠、持续即兴应对以及由婴儿哭声驱动的实时反馈循环，被视为在约束条件下创新的典型环境。

在这一环境中，那些同时具备人工智能工程、产品设计或创业背景、又承担育儿责任的父母，正在通过具体实践影响智能系统的构建、监管和部署方式。这些实践被视为有助于推动形成更适合家庭和儿童使用的技术产品。

文章最后指出，当前一些最具价值的人工智能应用测试者，可能正是在哄孩子入睡的父母。

文末署名显示，哈拉·汉纳（Hala Hanna）为麻省理工学院Solve项目执行董事，迈克尔·费格尔森（Michael Feigelson）为范·勒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