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作者在博士一年级期间与室友的一次对话，成为其后续研究的起点。当时，一名23岁的医学生室友在共用厨房谈及年龄后，要求查看作者护照并在得知作者30岁后评价“你真老”。作者在文中称，这一经历带来强烈的羞愧感，但其后对100多名年轻人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显示，类似感受往往并非个人能力问题，而与“时间继承”的差异有关。

作者基于在中国与学生的研究提出，社会不平等不仅体现为金钱或社会地位差距，也体现在不同家庭为子女提供的“时间资源”上。作者回顾自身经历称，之所以30岁才开始读博，是因为此前用五年时间偿还家庭债务，并帮助父母搬离一处经常被污水淹没的住所。与之对照，其室友出身医生家庭，父亲与祖父均为医生且为剑桥校友，作者认为对方继承了可作为安全垫的“储备时间”，从而更顺畅地进入学术轨道。

研究将“时间继承”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储备时间”，另一类是“借用时间”。作者称，拥有“储备时间”的年轻人在人生起点更为充裕，父母能够支持其完成无薪实习、间隔年或额外学位，也更能承受转向、重读等带来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这种“时间安全感”使其可以更谨慎地承担风险、探索兴趣，并等待更合适的机会。

相较之下，处于“借用时间”的学生往往在起步时就背负对家庭的“劳动债务”。作者称，这些学生的教育常依赖父母的极端牺牲或兄弟姐妹的机会让渡，因此更容易形成“还债”心态。在这种压力下，收入延迟被视为风险，不仅意味着个人受挫，也被理解为未能偿还支持者的道德与经济责任。作者将其影响概括为两种路径：一是为尽快获得收入而选择层次较低的学位或不稳定工作；二是被迫中断学业去工作与储蓄，形成反复“偿还时间利息”的循环，导致教育周期被拉长。

文中举例称，一名来自中国贫困农村、成绩足以进入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学生“焦”，最终选择了二线大学。作者称，其原因在于难以承担精英大学要求的强制军事训练所带来的“时间成本”，因为这会推迟其赚钱养家的时间。作者认为，这类看似“自我破坏”的决定，实则是由时间贫困塑造的生存策略。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来自北京较为宽裕家庭的学生“易”在大学一年级因不喜欢教学而退学。作者称，易并未将此视为失败，而是将其描述为“止损”，并在父母支持下迅速申请进入澳大利亚一所精英大学。作者认为，两名学生能力相当，但差异在于各自能够承受“失去多少时间”。

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研究聚焦中国，但相关机制并非特定文化所独有，在其他国家也以不同形式出现。文中提到，疫情后围绕“学习损失”的讨论中，英国常以辅导项目和增加课时作为解决方案，但作者认为，这类措施只有在学生确有可支配时间时才有效；对于需要照顾家人、兼职或长途通勤的学生而言，额外安排可能成为新的负担，反而加重时间债务。

在高等教育层面，作者称生活成本压力促使更多大学生在学期内长时间兼职，虽然能够完成学业，但会压缩建立人脉、参与实习或规划下一步的时间。此外，作者还提到职业发展中的“窗口期”限制，包括带年龄门槛的资助、毕业后若干年内有效的早期职业计划，以及对“无缝简历”的期待，可能对起步较晚者形成“时间税”，而这些人往往经历照护亲属、跨国迁移或维持生计等现实约束。

作者表示，推动教育更公平需要识别并正视这种时间差异。在具体做法上，文中提出，补习与辅导方案的设计应围绕学生工作与照护责任的实际时间安排；在学术界，放宽或延长奖学金、研究员职位及早期职业岗位的年龄与职业阶段限制，可减少对“晚起步”者的长期惩罚；同时，对无偿照护与情感劳动在大学与职场中的负担给予更多认可，也被视为重要一步。

文章称，教育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人如何使用时间，也与谁能够拥有时间、谁在背负债务中开始竞争有关。

本文转载自The Conversation，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